材料   在西方，希罗多德已经有了编纂世界史的实践，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人们所认为的“世界”并不能包括整个人类世界。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致力构筑所有人、所有民族都在上帝目的规划之中的世界史。16世纪，鲍杜安构想了“世界史”体系，他在《世界史的创立及其与法学的联系》中认为：“史必须是囊括一切的，就像一个有机体，各部分是不可分的。”他指出人类历史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都应当是世界性的。1599年，波普利尼埃尔的《带有完美历史观念的史学史》提出了“整体历史”的概念，他根据文化表征将整体世界历史分为歌曲、舞蹈阶段，诗或史诗阶段，散文历史写作阶段，证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种指向未来、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的完美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文化、文明不断向前的进步史。而同时代的勒卢阿将世界历史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将欧洲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

——摘编自张井梅《16、17世纪历史进步观与西方史学》

茫茫戈壁，莫高窟静立千年。从青春少女到白发苍苍，“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守望这文化瑰宝长达一个甲子的时光。如今，在距地球4亿多千米的浩瀚星空中，一颗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锦诗星”正静静运转。

【坚守·敦煌】

星光之下，是奔赴与扎根的不朽传奇。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坚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樊锦诗西去敦煌，从此便是一生的事业。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捉老鼠，成了这位江南姑娘的家常便饭。在从“小樊”变成“老太太”的漫漫岁月里，她没有觉得苦：“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史。能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运。”

一代代“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守护千年瑰宝、传承中华文明，让曾经的疮痍之地成为今天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开放的典范。洞窟坍塌损毁时，他们徒手清沙、修筑围墙；世风浮躁时，他们埋首勤学、甘坐冷板凳，终在敦煌学研究上扬眉吐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开拓创新，以多彩文创让敦煌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近日，樊锦诗在继捐资1000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后，再次捐资1000万元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才培养。

【青春·敦煌】

目前仅从事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80后、90后就占到八成以上，为古老敦煌注入青春力量。他们用数字化新技术采集拼图，打造数字传播创意产品，将莫高窟“画”进数字世界除了方便游客瞻仰游览，更要使敦煌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设计者将壁画、文献中涉及饮食、音乐、舞蹈、服饰的内容与“岁时节令”相结合，呈现在互联网上，在二十四节气中展现敦煌之美，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同学认为，弘扬敦煌文化需要打造数字传播创意产品。

材料一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曹操起于兖州，后屯兵积谷，招贤纳士，迎汉献帝， “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在北方基本完成统一大业。东汉末年，南方战乱相对较少，人口数量和经济地位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孙权继父兄基业，聚集忠良豪杰，进据江东，知人善用，力求向外发展。曹操统一北方后，南下荆州，却被孙刘联军打败于赤壁。由于损失惨重，曹操一时难以再聚集重兵进行决战，只好任由南方处于独立状态。在此情况下，刘备借机向益州发展，并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三国鼎立局面得以形成。

——摘编自王恩涌、曹诗图《魏、蜀、吴三国时代的政治地理战略分析》

材料二   北魏前期，南北之间的战争最初属于边境冲突。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统治重心移至中原，北魏政权也向中原式王朝迈进，北魏在与南朝通使中注重文物典制的输入，南北朝的冲突向统一战争转变。北魏分裂后，步入后三国时代。东魏为全力与西魏争胜，积极促成与萧梁聘使相通，并争取使后者断绝与西魏的交往。而在东魏与萧梁的频繁往来中，双方均自居正统并交锋激烈。南北朝后期三国鼎立时，北方关中、关东和江南三大地域出现了向心力与文化认同。

——摘编自姚宏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关系研究》

材料一   英国占领香港地区共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利用两次鸦片战争的机会，武力夺占香港岛和南龙龙半岛。1842年8月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其第三款规定：“将香港一岛络予大英国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将南九龙半岛由永租改为割让，“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英国占领香港的第二步，是利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的机会，于1898年6月9日遥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及大小二百多个岛屿（今天统称“新界”），租期为99年

——摘编自余绳武、杨诗浩《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问题》

材料二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断中国成立初期，迫于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坚持的方针是“暂时不动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六七十年代，党中央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1981年初，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事实上，他巴经形成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大体构想，这就是把“一国两制”原则首先用于香港通过谈判，中英签署联合公报，中国最终在1997年7月1日，实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摘编自萧冬连《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