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嘉庆年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玉米……棚厂满山相望”。道光十三年，“各处山场只开十之二三，至道光三十年时已十开六七”。从嘉庆至光绪年间，在浙江多地的方志中，均有江苏、安徽、福建诸省农民“入境租山”种植玉米的记载。玉米“但得薄土，即可播种”，“足以济荒，而人畜兼资”。

——摘编自郑楠《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