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自古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国家观念的主要支柱。自春秋战国以降的两千余年间，“此悉土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脑中”，维新派在批判了这种“自古以国为君主之私物，民为君主之私仆”的观念后，阐述了国民为国家构成之主体的新学说。梁启超写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国民报》也发文阐述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国民报》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即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无权利者，非国民也。”

——摘编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5 . 材料   朱载堉(1532- -1611),字伯勤， 号向曲山人，明仁宗第六代孙，被封为郑王世子。朱载堉曾因父无罪被冤囚,愤而筑土室于宫门外，潜心学问，直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载埔身份。在治学方面，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长于音律，并与精通音律的何瑭往来甚密，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有影响甚大。朱载堉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遭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发展。此外。他还制造了律准、律管等乐器，考证了质、钟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音名等。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等历法,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政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最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位团民私自替政府拟了一份对外“和约”。“和约”虽不具法律效力，但作为历史材料却能真实地反映作者及部分团民的思想。内容如下:

材料   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是“德性”的，他们有着“挟山超海”的能力，但绝不率性而为、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崇尚集体主义。“三皇五帝”作为人祖，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称，就是身体微弱如“精卫”者也是通过“填海”与人方便。因此，英雄们是与广大百姓命运与共、心气互洽。“夸父”“莫邪”以及“太阳”“土地”这些神性的意象，无不是集体力量的象征，给民族整体以激情、信心和动力。

——摘编自刘长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该运动之所以爆发，实乃中西文化相交引发的多次冲突并促成国民的逐步觉悟之产物。自西方文明输入后，“凡经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这种冲突与觉悟总共历经七个时期，概而言之，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这是因为，东西伦理观念的根本差异，正是“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中国要“建立西洋式之新社会”，最终有赖于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在应对内忧外患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感受与认知的结果。它高喊“打倒孔家店”，在“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中，将以“孔教”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推到“理性的法庭”上，使之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摘编自颜德如《社会大变局与大趋向之中的“新文化运动”》

材料二   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的确，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正形成爆发式效应的则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使得思想意义上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摘编自陈殿林、郝新宇《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