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土地法》《矿业法》《公司法》等法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以整顿全国财税金融与加强政府财政力量。1928-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规有500项之多，代表了国民经济法制建设的成就。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诸多法规、章程，建立起政府统治者、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行为约束制度以及交易条件，如法律法规、农会行会组织细则、工会合同等，而违反这些行为约束制度皆有相应惩处机制。
——摘编自周海燕《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
材料二 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是国家为了获得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改变了之前许多思想家将粮食、衣服等看作是财富的观点，认为只有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当时的学者们从西欧各国现实出发，研究当时的经济现象，得出了重视商业、重视货币等经济观点，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一些学者在阐述对于某项政策问题的一些观点。
——摘编自杨建飞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史》
材料三 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可以解除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企业，使之最合适社会利益的义务。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近代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东西方经济政策（思想）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宋人曾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据《宋史·食货志》载：“颁行新政，删去旧余，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泊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按王安石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宋咸平四年（1001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给赐过优”客观上阻断了部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两宋时期，货币经济区域化的理念，多种贱金属钱币并行，纸币作为信用工具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问题，使得这些问题都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当中。《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一继位就针对铜钱外流的问题下达了明确的诏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此后不断地完善和加重对私带铜钱外流的处罚，庆历初年又规定：“阔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两宋时期政府为调整货币币值而推行的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政策——即官方“短陌制”、推行夹锡钱和“铸大钱”。
——摘编自孙杰等《宋代钱荒产生原因探析》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的商埠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外患内乱，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式微，地方割据势力严重，中国货币也愈加混乱，金融体系庞杂，给经济发展和交流带来很大困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为实现全国统一，就着手研究统一币制的改革。1933年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抬高银价，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百业凋敝，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税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其对华北不断侵略蚕食，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根基。法币政策推行后，法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短期内解决了通缩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废弃了落后的贵金属本位制，实现货币集中发行，建立货币发行准备，促进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利益，其领导的法币改革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最负面的影响就是无法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最终造成法币丧失货币功能，走向崩溃。
——摘编自王乾《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钱荒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背景，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在近代中国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展调查研究的意义。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厢房制度形成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英国伦敦城市治理转型成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与近代英国城市治理的异同。
材料一：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贴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重要地位。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程朱理学在明初作为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方哲学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在其僵硬冰冷的教条束缚钳制下，人性遭到践踏和扭曲。随着明王朝统治腐败而松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萌动，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晚明时期，出现了一种“率性而为”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任性自适、狂放不羁的文人学士。著名文学家汤显祖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冯梦龙甚至主张以情教代替礼教，在这股“尊情”思潮的影响之下，晚明的诗文、小说的创作中无不以情感为纲。明代文人则注重的是市民色彩之“情欲”。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张岱（1597 ～1689年）也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里的“癖”，就是鲜明突异的个性。
——摘编自王国健《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小说人物性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宋中期儒学领域新现象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形成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了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维护统治秩序，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发展，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教育发展中灌输给民众，并重视将该工作从童蒙教育抓起。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宋代图书印刷愈发便捷，且降低了纸张成本，社会上出现了“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因此宋代理学大师们才有更好的条件去推进理学思想向教材体系的转化。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摘编自周超《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自然教育思想并非是由卢梭首创，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却足以在儿童教育史上立于不败之位。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在其《爱弥儿》中得到高度体现，他向传统的世俗观念提出挑战，提出了一套培养社会新人的自然教育宗旨、方法和途径。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承前人之精粹，启后世之蓝图，为西方现代教育思潮涌现奠坚实之基。卢梭所提出自然教育在儿童教育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新旧教育间明显的断裂带，带领后世对儿童教育的研究走向更具备儿童本位色彩的方向。
——摘编自文彦茹《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及其在儿童教育中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童蒙教育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卢梭儿童自然教育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发表后，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明朝宦官，被古代文人视为‘奸臣’代表）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即使有一定新学背景的宋育仁也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
——摘编自张明悟《〈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
材料二：维新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身于封建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个别还有创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直接经验。他们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会设想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上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
——摘编自李清纯《略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维新运动期间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维新运动的主要理由。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达18.1485万人，加上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人11.625万人，上海工人总数已近30万人，而同期全国工人总数约56万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上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阵地，进行社会革命和唯物史观的宣传。1920年七八月间，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促使革命思想和全市工人运动有效地结合，并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为正式建党做准备。在当年亲历者的记忆中，早期的上海党组织发挥了“临时中央”的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摘编自熊月之《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等
材料二：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宣布改组。所谓改组，主要是对外联俄容共，对内进行党务革新。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由一个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两党的宣传组织下，上千万工农群众卷入到这场革命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前所未有的。
——摘编自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24-1927年国共合作局面出现的背景，并概括这次合作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