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对外关系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现代化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探索和实践，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强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11个省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人口约1500万。工农民主政权在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材料二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现代化进行的第二次探索和实践，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基本的制度架构。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政权体系。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政府，它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1945年7月，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民选县政府709个，专员公署104个，边区政府4个，行政公署24个。抗日民主政权是按照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政权模式，“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和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荣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中华苏维埃政权相比，抗日民主政权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从大流士一世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宣称统治依赖于该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护佑，阿胡拉·马兹达授予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统治人间所有族群和土地的权力。同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注意到被征服地区宗教信仰的差异性，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原有宗教信仰历史悠久，绝无可能完全用琐罗亚斯德教取代。如果向这些地区强制推行国教，势必引发混乱。帝国征服者有意识地鼓励将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神祇与波斯本土神祇融合起来。例如，波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普遍流传的娜娜女神崇拜，与掌管星星和命运的波斯女神阿纳希塔合二为一、这些宗教宽容政策是以政治上服从其统治为前提的，当某地祭司集团卷入反抗波斯的行动时，波斯人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该政策。
——摘编自郭丹彤《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波斯帝国的治理》
材料二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将基督教从一个屡遭受镇压的宗教变为帝国的国教。312年，他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一道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归还之前没收的基督教会财产。鉴于此时基督教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他于325年亲自主持并召开各位主教都参加的尼西亚大公会，统一了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君士坦丁还在政府中大批任用信仰基督教的官员，将基督教主教分派到各个行省，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成为特权阶层。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3世纪以来，罗马的传统宗教无法为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提供思想上的慰藉，而基督教已在帝国境内“成为一个以主教为中心的阶层组织”。这对统治者来说，承认教会就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统治支柱。
——摘编自兰奇光《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契美尼德王朝宗教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和君士坦丁时期宗教政策作用上的相似之处。
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对民众的劝诫，大多结合相关社会教化活动来进行。宋仁宗时期，“文治浸盛，学校大修，远郡僻邑莫不建学”，“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宋仁宗还对江淮以南地区的民间非法宗教“皆严禁绝”，大力推行儒学。两宋时期的士大夫、官员常常对所辖地区的名宦名士、孝子贤孙、贞节烈女进行统计上报，对受到朝廷褒奖者给予减赋或旌表门闾的奖励，“广厚风俗”。赵朴任职越州时，就上报神宗对上虞县刘承诏加以旌表；朱熹任职南康军时，通过查阅方志、走访各地，对东晋陶侃、北宋刘涣等前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或建祠，或拜谒，以此来教育民众。
——摘编自张淑生《宋代俗训与社会教化》
材料二 明代初期，朱元璋就十分注重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基层百姓，以纲常礼教为总原则，继承了以儒为宗的统治思想，通过“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举行“乡饮酒礼”来落实。此外，明政府还将闾阎百姓作为教化的主要对象，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制定州县官员条例，要求县官亲自下乡督查乡约讲授情况，以重其事；明代闾里还建有申明亭和旌善亭，“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劝善也”。明代统治者认为“致治之道在于善俗”，洪武五年（1372年）规定“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并亲作“农桑学校诏”，督促执行，以导善行。
——摘编自许燕婵《试论明代教化》
材料三 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在不断创立对穷人进行扫盲并传播宗教的慈善学校的同时，季审小法庭也发展成为民间基层较为繁忙的司法机构，处理案件并普及司法常识。17世纪，乡绅和富商捐助建立了大批提供通识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学校，并将子弟送到欧洲大陆游学。英国基层社会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英国政府主动为乡村社会的转型提供制度和经费保障的举措，使更多的英国乡村民众获益。
——摘编自付有强《城市化背景下的近代英国乡村教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明时期社会教化的共性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中国与近代英国在社会教化方面产生不同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社会教化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