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的著作中，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强调集体利益和城邦和谐。进入古典时期，特别是雅典农业和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加上盟邦每年的贡金等，使得城邦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这为改善人民的社会福利提供了经济基础。古代雅典采取了一系列福利措施，如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实行军事移民，解决公民就业，救济贫民，公葬烈士和抚恤孤寡，等等。
——摘编自曹春梅《试论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福利》
材料二 “福利国家”思想和实践在英国可以上溯至19世纪的新《济贫法》等法规，但全面铺开则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现了英国国民的普遍意愿，以至于英国主要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不管内心对此真实看法如何，在二战之后都长期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非如此则无法争取选民支持。正是这种意愿，使得英国选民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就抛弃了领导他们赢得胜利的丘吉尔，转而选择了艾德礼，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带领工党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目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福利项目之多，政府向国民提供的津贴和补贴名目之繁杂，为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
——摘编自梅新育《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典时期雅典实施福利政策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英国福利制度建设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古典时期雅典和二战后英国福利政策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 部分中国学者关于“晚明”的论述
| 论述 | 出处 |
| “‘晚’并不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所在，它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晚明’的正式说法，就是‘明代晚期’，‘晚明’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简略的称呼而已” | 刘晓东《“晚明”与晚明史研究》 |
| “上起万历元年（1573年）下讫崇祯十七年（1644年）”，“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会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 |
| “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与以往朝代相比，白银货币化标志中国社会货币经济化的发展进程”，说明晚明社会“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
| “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晚明）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己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 |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
——摘编自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晚明时期的中国”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时代特征并予以说明。（要求：特征明确；说明须史实准确，逻辑严密，首尾呼应）。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近代不列颠工业体系始于棉纺织工业。这与棉织品适合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需要、市场广阔以及国外的原料保障密切相关。英国利用对印度的宗主国权力，促使印度织工到英国商馆为英国商人织布，并通过关税政策限制印度棉布的输入来扶持自己的棉布工业。在纺织技术积累等条件的支持下，棉布不仅在英国国内打开了销路，还很快赢得了欧洲大陆和美洲的市场。发展起来的棉纺织工业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建立与发展。
——摘编自马英昌《近代英国工业体系的建立》
材料二 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后，虽然迸发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呼声，但在学什么、怎么学以及怎样引进、引进什么的问题上存在诸多误区，这导致引进的一系列棉纺织新技术并没有在近代中国生根落地，反而促使中国原有的手工棉纺织业衰落。洋务运动兴起后，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的纱厂，所用设备无不从英、美等国进口。但所用设备整体不配套，“每万锭纺机中，梳棉机之配合不足，以致梳棉功效不住，影响成纱产品俱巨”。而且属于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始终无法落地，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只能受制于人。
——摘编自方逸韬、杨德才《打开“技术黑箱”：技术进化视阈下近代中英棉纺织业的发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中后期英国棉纺织业快速发展对英国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相比，19世纪中后期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不同之处。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中英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现代化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探索和实践，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产生了中央政府。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强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11个省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人口约1500万。工农民主政权在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材料二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现代化进行的第二次探索和实践，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基本的制度架构。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政权体系。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政府，它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1945年7月，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民选县政府709个，专员公署104个，边区政府4个，行政公署24个。抗日民主政权是按照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政权模式，“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和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荣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中华苏维埃政权相比，抗日民主政权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400多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带着包括古钢琴在内的诸多西方文明成果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才日益密切。利玛窦来到中国后转多地，广交仁人志士，了解中国文化，传播西方文明。他的朋友就包括科学家徐光启和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与李之藻结合西方科学和中国实际创作的一幅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利玛窦还与徐光启一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明末研究数学之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编自《他就是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对外传播政策、理论与实践历经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78年到1999年），以对外宣传小组成立为起点，《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一批对外刊物陆续发行。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开始逐渐恢复起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外宣思想路线。第二次浪潮（从2000年到2017年），以中国政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起点，“央媒”在海外“抢滩登陆”后进一步纵向“深入”海外市场。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已经从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传播，转变成为组织传播和部分地区、部分国家的人际传播”。第三次浪潮以2018年“三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一”为起点，媒体融合步入新阶段，全媒体格局加速发展，国际传播正拉开全球性战略传播格局的重组生态下，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重组的宏大序幕。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摘编自姜飞、张楠《中国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1978—201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利玛窦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历史条件，简要分析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传播三次浪潮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注：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和一些少数民族通过长期战争，兼并和融合，迁移和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交错混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逐渐融合成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摘编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5个大型城市和63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工商企业。七七事变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西部后方，桂 林、贵阳、宜宾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随着政治中心移往西南， ……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大量的企业家、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也随之内迁。这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内迁高校多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其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而成的_______已发展为5个学院26个系、350多名教师、3277多名学生的大学。它的教授可谓集一时之选。日后师生人才辈出。
——摘编自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迁移、融合的特点，并结合所学说明其影响。
(2)完成材料二划横线处的填空。根据材料二概括当时人口、工商企业、学校大规模内迁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内迁的影响。
材料一 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作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不少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把中国革命视为俄国革命的继续。……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特别是重新扶植日本的所作所为，证实并强化了毛泽东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威胁的认识，勾起了他对历史上日本侵华罪恶的回忆。
——摘编自翟强《中国的反应——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材料二 中美关系的改善经历了曲折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对华采取敌视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反霸斗争的全局出发，做出了与美国和解的战略决策。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双方经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中美和解之门终于打开了。这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摘编自李勇主编《全方位速读系列：世界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并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对外关系从晚清到现代的变化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1)据材料概括明初恤商政策的内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从大流士一世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宣称统治依赖于该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护佑，阿胡拉·马兹达授予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统治人间所有族群和土地的权力。同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注意到被征服地区宗教信仰的差异性，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原有宗教信仰历史悠久，绝无可能完全用琐罗亚斯德教取代。如果向这些地区强制推行国教，势必引发混乱。帝国征服者有意识地鼓励将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神祇与波斯本土神祇融合起来。例如，波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普遍流传的娜娜女神崇拜，与掌管星星和命运的波斯女神阿纳希塔合二为一、这些宗教宽容政策是以政治上服从其统治为前提的，当某地祭司集团卷入反抗波斯的行动时，波斯人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该政策。
——摘编自郭丹彤《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波斯帝国的治理》
材料二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将基督教从一个屡遭受镇压的宗教变为帝国的国教。312年，他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一道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归还之前没收的基督教会财产。鉴于此时基督教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他于325年亲自主持并召开各位主教都参加的尼西亚大公会，统一了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君士坦丁还在政府中大批任用信仰基督教的官员，将基督教主教分派到各个行省，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成为特权阶层。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3世纪以来，罗马的传统宗教无法为生活在苦难中的民众提供思想上的慰藉，而基督教已在帝国境内“成为一个以主教为中心的阶层组织”。这对统治者来说，承认教会就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统治支柱。
——摘编自兰奇光《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契美尼德王朝宗教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和君士坦丁时期宗教政策作用上的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