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民族史观的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寿彝对民族史观的发展，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汉文化圈主要包括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儒家经济思想随着儒家思想在汉文化圈内的传播，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思想。在日本，646年的大化革新制定了班田收授法，受田的公民负担租庸调。……租庸调是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在实行均田制基础上，于624年颁布，……。均田制所体现出来的均田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儒家并田思想的真正实现。因为井田思想无非代表着一种平均分配土地的要求或愿望。日本的班田和新罗的丁田相当于中国的均田。15世纪的越南黎朝实行禄田制，即以禄田代替薪俸。……也正是北魏隋唐均田制的同生制度，叫职田制，它在中国沿用至明初。
——陈勇勤《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论法的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德斯鸠提出的这一著名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一思想最早在哪个国家得到实践？这一思想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什么精神？
材料一不同民族在其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观，就西方世界而言，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和犹太人的一神教，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观中“文明—野蛮”二分法的基础。其后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断裂和对外殖民扩张，进一步塑造了其文明观与现代性观念中的二元思维——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两组对立的范畴，由此催生了19世纪的文明等级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赋予西方文明以“优越性”和“普世性”，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化理论”产生影响。他们宣扬一元现代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带有资本主义缺陷的西方模式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
——摘编自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求索出路，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而一战的爆发使人们普遍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明确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认为“第三新文明”是东西文明调和融会的产物，“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李大钊透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他为“救世界之危机”所开出的“第三新文明”良方，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序幕。
——摘编自纪亚光《从“第三新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三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彩多姿、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世界文明观的内容并简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观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谈谈你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认识。
材料 “中国”最初的意思是 “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之地,与“四方”对称。在春秋早期, “中国”一词指代的是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夷戎蛮狄都不在这一范围之内。此后 ,周边多个少数民族先后称霸中原,从而将“中国”的地理范围扩大。 “中国”一词又可以指通过文化、礼仪上的优势来影响四方。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在古代观念上,四 夷夏之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不是 ‘血统’而是 ‘文化’。”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率先提出 “新中国”这一概念 ,实现了国人对于中国未来的初步设想。辛亥革命后 ,国 人就未来中国展开激烈争论:立宪派坚持建立君主立宪式的 “新中国”,革命派则坚持民主共和式的“新中国”。“五四”之后 ,国共两党成为民国政治的主角,中 国共产党从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化“新中国”内涵,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 “新中国”一词的无限能力释放出来;国民党在 1924年 改组后亦不断解释 “新中国”并在抗战中形成独具特色的 “新中国”理论。
——摘编 自史宏波 《近代以来“新中国”名词的历史考察》
(1)据材料,概括指出古代 “中国”概念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 “新中国”内涵不断变化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根据据材料一，指出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国公民教育的主要构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提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特点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自秦朝至明清，中国传统治理形成了“双轨政治”架构，包含“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和“自下而上的自治民主体制”。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县以下更多的是“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而连接县以上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制”秩序与县以下以家族（宗族）为中心的“乡土秩序”的，是乡绅阶层。
——摘编自秦晖《传统十论》、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等
材料二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
——摘编自肖如平《民国时期的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
材料三 1957年，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针。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领域，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政党制度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之间，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张“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摘编自《毛泽东文集》第8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比较中国古代与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简析毛泽东“社会管理基本方针”提出的背景，并概括新中国初期社会治理的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历史上社会治理活动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时期，由于是以周王朝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灭掉了商朝，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由此形成了以“封邦建国，屏藩周室”为核心的分封思想。全国各地被成百上千个邦国所分割，他们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共主—周天子，可在邦国之内却独立行使统治权，兵役、劳役等事项周天子无权过问。而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新型分封思想，则是主张分封制、郡县制并存的一种政权构建方式。分封的诸侯国不再像西周的邦国那样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完整性，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中央政权的干预与制约。此外，新型分封思想主张下的诸侯分封仅限于同姓子弟，而西周时期旧的分封思想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功臣、先代贵族后裔。几十年后，“七国之乱”爆发，分封的诸侯国由此经历了大的转变。
——摘编自刘文超《试论秦末汉初的新型分封思想》
材料二 《史记·秦本纪》中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二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有利于集权和统一。
——摘编自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周的分封制与汉初的封国制有何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郡县制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 唐初沿袭隋制，散官是官制系统的组成部分，唐代散官番上制度与隋制有本质区别。唐代散官需按固定番第（分组）和番期（时间），到吏部、兵部服役，服役期满后参加考试，合格后才能参加铨选。唐代番上散官限六品以下，有送符出使、进入诸司和诸卫、充直、任杂职掌等多种职责，在番期内无偿劳作，多奔波在传送公文的路上。唐代散官番上制度使胥吏和下层士人有了一个上升“出口”，在科举、铨选之外增加的简试程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铨选压力。中唐以后，散官番上内容从“实习”变为“打杂”，番上内容不但与政务无关，而且类似胥吏的奴仆。唐代散官步入仕途的方式从具有积极意义的番上演变为消极的纳资待选。随着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散官番上制度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摘编自李锦绣《唐前期散官番上制度考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散官番上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唐代散官番上制度。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靳辅治理黄河的特点并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黄河治理中得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