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少了两件东西∶独立和民主。却多了两件东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中国革命有在农村首先胜利的可能。
——摘编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
材料二 1953—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些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郭笑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材料三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指出，14年前（即1978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当前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道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3)材料三中的“新的革命”和“新经济体制”分别指什么？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苏州常熟县的潢泾镇（即明代太仓的赵市）宋元时是大镇，明初因遭兵火“闾里为嘘”，但到明成化年间又恢复成市。进入清朝以后，在它的周围又涌现出一批小市镇。如镇西南七里有乾隆末年成市的归家庄，镇东南九里有乾隆中兴起的时思庵镇，镇西北十里有陆河镇，西北十二里有横塘市。
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英国西北部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人口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上半期城市发展过程中英国社会发生的变化。请结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化的认识。
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对世界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有何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马政开我国军马牧养与管理制度化之先河。朝廷建立了正规的政府养马机构，最高长官称太仆，为九卿之一，又在西北谷地边郡建立了大批军马场。国家提供优惠政策奖励民间饲养马匹，鼓励个人携马从军，通过无偿征发和赊借等方式多方征调民间马匹。此外，在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采买马匹，同时禁止军马出关，严密防范敌军抢夺。
——摘编自周凯军《秦汉时期的马政》
材料二 唐代牧监多设于辽阔的西北地区，范围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地，设48个监管辖，当时牧马业达到极盛。宋真宗景德年间，京外各州牧监共计14处。仁宗即位后，武备渐弛，朝廷陆续罢废黄河南岸六监，只留河北诸监。鉴于河北监牧地过多，包拯特奏请将牧马地给与农户耕田，以济民困。于是，牧监存废不定，罢停之议不断，大有“定牧不如游牧，游牧不如买马”之势。沿边州郡市马便成定制，同时严禁私人市马。其中，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十分活跃，西北蕃马渐成宋朝市马的主要来源。
——摘编自何平立《略论北宋马政对国防军政之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马政的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马政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中国古代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唐朝至明朝的城市化率都在10%左右，而战国时期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高达20%，唐代城市总数在1000个以上，宋代新发展起来的城镇有80处，拥有10万户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个增加到40个，明代大中城镇数量增加到1000个，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800年仅为3%。1834年，中国关内的18个省共有城镇中心地1653个，城镇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5．1%，这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则毫不逊色。
——马侠《中国城镇人口迁移》
材料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从1843年1．0%上升到1893年的6．0%，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9世纪40年代初到本世纪4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已经从5%上升到28%，其中发达国家有半数以上人口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镇。1800年，全世界人口最大规模也就是百万人左右，而且数量很少，西方城市根本没有一个超过100万人口，伦敦最大，也只有959310人。但是到了1900年，出现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在内。
——何一民《城市发展周期初探》
(1)依据材料一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分析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泉州市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的北岸，有“三湾十二支港”之称。古代泉州港经过历代对内河航道的大规模整治，到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拥有了极广阔的经济腹地。泉州自古以来就广泛种植水稻、甘蔗、茶叶、桑麻、水果等亚热带作物，这就为泉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支撑泉州乃至福建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海外市场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泉州的制瓷业呈现出专门供应外销的特点。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窑工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如大量使用当时先进的“支圈覆烧法”等，以适应外销要求。受海外贸易浪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繁华的泉州港吸引大量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当时世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相继传入。
——摘编自刘新慧《海外贸易与宋元泉州社会》
材料二 从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宋元时期的合法海上贸易活动变为非法，闽南地区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1567年“隆庆开海”，闽南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向曾经边缘化的漳州，清代之后转向厦门。泉州港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而继之而起的漳州和厦门至今也未能达到泉州曾到达到过的高度。
——摘编自朱嘉仑《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的条件，并结合所学分析泉州海外贸易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衰落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安抚向位之初议，归一处于永顺，归四处于酉阳，岂无故而为此。因此议出而永顺始有反唇。何以一 立盟书称各照古界管业而遂贴然无譁[哗]乎?此四处之古界者若以归酉而帖然，则永顺何以反唇?若以归永 而帖然，则酉阳岂甘尽弃。总之，土司田地，其本来得于何处，惟土司各自知之，必不尽吐于汉官也。若 必以汉法绳之，则反激而多事。故明剖之不服，而模稜[棱]于古界二字，反为心服。非真模稜已也。古界 二字汉官视为模稜，而在土司之自为根底，则不啻若苍素。但仍其古界之无言，即以夷治夷之道也。
以不分明之地而各称古界，是即夷人之所谓分明者耳。夷人以自私自利为恒情，但于自私自利之中而 各有均得，则私而反以为公，此所以终为夷俗，而终不可以汉法绳之者也。此古界之言，向位所以解两家 之结者，岂非必夷官乃能调夷俗者乎?
——摘自《处理永顺酉阳土司争地仇杀案残稿》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管理民族事务的制度，并概括其特点。
(2)根据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明清政府管理民族事务的措施，并进行评价。
材料 清政府为剿灭太平军鼓励各省操办团练。曾国藩认为办团练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他决定改弦更张，组建湘军。湘军的基本单位是营，后来又在营的上面增设了统领进行管理，统领的手中掌管着几个营。统领们都归曾国藩管辖，听命于他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一人。士兵们使用的兵器有不少是由向列强买来的火枪，山炮等。在募兵方面，实行长官自行募兵，这样彼此通常是同乡关系师生、姻亲关系，便于控制。募兵的主要对象是青壮年农民以及读书人，成兵速度快，并且战斗力强，军队素质较好。曾国藩在加强士兵的训练之外，还向士兵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思想，以加强思想控制。
据资料显示，湘军在列的将领，可以作为参考的179人之中，作为读书人出身的104人。湘军的高级将领们有许多是担任总督和巡抚的，他们手中掌有军权，同时，他们还将地方上的财政大权也收归已有。
——摘编自袁飞《浅析湘军的特点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湘军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湘军在中国近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