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历史上是单一制和大一统国家，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存在误解，认为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脱离皇权。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古代的官僚机构比较简约，只在县一级才有正式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治理依靠非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乡里的胥吏、地方精英和传统农村行业协会（青苗会、水利会）等。这些人员辅助地方治理，受地方官员节制，并不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而恰恰是国家治理建构的结果。”
材料二 “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别。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因为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材料均选自《中国新闻网》2022年6月5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专访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封建社会基层治理的特点并说明其作用。(2)依据材料二，指出中西社会基层治理的差异及当今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突出优势。
| A．强化了信徒的顺从意识 | B．导致了社会的道德沦丧 |
| C．动摇了人们的宗教信仰 | D．蕴含着现实的功利追求 |
材料 下列为中美关系1971—1992年的演变表
| 时间 | 事件 |
| 1971年 | 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 |
| 1972年 |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上海公报》，中美两国在历经多年的对抗与冲突后，终于重新走到了合作的起点。 |
| 1973年后 | 基辛格希望美国能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中国则谴责美国退回到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的老路上去。 |
| 1979年 |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美双方再次接近。中美同意在关键的地区争议问题上，采取平行的或互补的行动。中国不再强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提出第三世界应更关心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在70年代末，中美关系取得了质的突破。 |
| 80年代初 | 中美两国又进入一个争吵阶段。主要原因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军事力量的加强、对第三世界经济的漠不关心、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两国思想认识的差别等。 |
| 1983年 | 中美两国有了和解的迹象。这一年，中国在湖广铁路问题上胜诉，8月中美两国经过12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新的纺织品协议。美国放松了对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限制，中国则恢复了与美国的军事交流。 |
| 1985年 | 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并推行“新思维”，中美关系又有变化。中美在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现出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逐渐出现严重的入超现象。中美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派遣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和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问题上争端不断。 |
| 1989年底 | 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使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问题。最终，两国政府都作出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的让步是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严令，增加进口美国商品，而美国则宣布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新的战略来影响中国。 |
——（美）哈里·哈丁著《中国和美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1992年版
(1)根据材料概括1972年至1992年中美关系变化态势所呈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的美国因素以及70年代末中美关系发生质的突破的中国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美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从中能够得出哪些认识？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