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税制改革反映出的治国经验。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蔡元培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蔡元培教育改革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 A．汉字文化是维系汉文化圈的精神纽带 | B．汉文化的正统地位 |
| C．周边民族、国家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 D．汉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发展 |
材料 春秋乱世，郑之国小，夹于晋楚之间。郑曾进犯楚之附庸蔡，致楚晋攻郑，割肉乞和，国内五族叛乱，国势累卵。子产危难受命，执政廿余，中兴。子产深知国小、内乱、外战，国必危之理。凡遇“国际”大事，苦心准备，分别找专长之人咨询、筹划、决断、执行，外交效果甚好；“国际会议”上为国争利，力避外战，言辞得体，声名远播。力排众议铸刑鼎，开启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刑案减少。顶着压力查农业，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承认地主土地有，师初税亩仿相地而衰征，征赋富国。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共用水井等。重视商业，限制贵族随意压榨商人的特权。变革政坛内斗风气。子产与大夫丰卷有隙，国近分裂，遂主动请辞，后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驱逐丰卷，子产复职。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田产，三年后召丰卷回国，将田产及田地收入交还丰卷，此举在郑国深得人心。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1)根据材料，归纳子产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子产改革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路径”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对教育事业进行全面调整，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到1890年左右时，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德国的企业率先建立起了相应的、与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验室。许多新发明和新发现都是在这些与生产直接打交道的企业所属研究机构中完成的。各高等学校在科研方面与生产前沿挂钩，高校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国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七十年代后)德国工业革命发展速度远超英国，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工业具有后发优势，少受旧工业束缚，还可直接利用英法先进的技术，同时借助于这一时期德国在关键产业及其核心技术方面具有的优势，建设以电气化工业为核心的新兴工业，改变了产业结构。
——摘编自邢来顺《德意志帝国时期科技发展特点及其成因》等
材料二 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德国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德累斯顿附近的穆格利兹河因玻璃制造厂排放污水变成了“红河”；哈茨地区的一条河流则因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的鱼类。1892年，汉堡市还因水污染而导致霍乱流行，使7500余人丧生。到20世纪初，那些对污水特别敏感的鱼类在一些河流中几乎绝迹。
——摘编自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德国工业发展中环境污染的危害，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先秦《六韬》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中原王朝极少对城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玉门关、萧关、大散关、严关等，在国家战略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先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城图》《九域守令图》《六经图》等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
材料二 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杈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特征和维护国家安全采取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进步人士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开国上将陶峙岳是新疆农垦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陶峙岳决定在石河子和奎屯建设新城以便指挥生产和建设。他在垦区主要种植粮食、油料作物和蔬菜，同时还养殖牛羊猪鸡等牲畜。1951年，他捐出多年积蓄购买设备，促成垦区陆续开办拖拉机训练班。1952年，陶峙岳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主持挖了一条利于灌溉和排水种地的“两利渠”。几年间，农垦兵团的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植树200余万棵。之后，他们又全靠人力开挖，人工运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筹建了大泉沟水库、车排子水库、大海子水库等工程，创造了一个个奋斗的奇迹。
——据陈远平《陶峙岳农垦建设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陶峙岳的农垦建设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农垦战士的历史贡献。
材料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农区的民主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开展以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为内容的“三反双减”运动，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分配土地时，除农奴、奴隶、中农都分得土地外，对于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还俗僧尼、投诚来归的叛乱分子，也分给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二是在牧区只没收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基本不变更整个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三是城镇的改革实行既要反叛乱、又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四是采取适当步骤和稳妥办法开展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事实证明，对民主改革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既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又有力地分化、孤立、瓦解了敌人，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摘编自谢忠等《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实践》
(1)根据材料，概括西藏民主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陆上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可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水路交通方面，各主要河流都可通航，“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运河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德宗时大运河因藩镇叛乱被阻断，东南漕运不通，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江南漕米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1919年，孙中山著成《实业计划》，其中交通建设论述最为详细。他说：“苟无铁路，传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设想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组成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同时，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运系统，深浚内陆河流，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并使整个水运与铁路系统相配套。
——摘编自张汉静、邢润川《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有12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交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0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6.1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超过5千条；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92个，位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交通基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21.6.15《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交通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交通建设构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