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材料一   为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消除以往因政局动荡和战乱所造成的法律不统一现象，拿破仑迫切需要法律的支持，因而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并亲自主持编纂了一系列主要法典。

拿破仑任命的4个法典起草委员都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实践家，他们更多地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看待民法典，注重民法典的实际效用。法典以经验为基础，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措施简洁、明确，言语通俗易懂。法典很少用弹性概念，执法时自由裁量余地不大。

——何勤华、周伟文、李秀清、张寿民编著《外国法律制度史》

材料二   

17-19世纪西方法律建设历程罗马法经过改造和发展，奠定了欧洲近代共同的法律传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西欧许多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形成，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及国家之间交往的需要。

——普通高中教材历史地图册《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材料一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表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材料二   1955～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出口概况表（单位：万吨）

——摘编自史晓玲《国家、生态、技术、市场——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

材料   中国历代政府始终将粮食视为战略物资加以控制，这导致了古代粮食流通在大多时期处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中，粮食的自由贸易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贸易的规模很小。西周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进行干预，至春秋战国时期贩卖粮食逐渐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买卖。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府组织的粮食流通，还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粮食流通其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业的发展以及一大批转相灌注仓的修建，粮食流通出现更为兴盛的局面，并且开始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宋元时期，在粮食民间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商人们开始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不顾，而参与粮食的长途贩运，“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其利”。明中叶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形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来输出粮食的中心区变为输入粮食的缺粮区，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改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内的粮食运销是相当繁荣的，如常熟地区外调浙江地区湖州米接济杭州，嘉定县因不宜植稻而“向赖邻邑之米接济”。所以，总体来看，古代粮食流通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如军粮、救灾及城市用粮，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