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修筑长城，“控制山谷，扼守高地”“立烽堠，实兵马，辟灌莽，广屯田”。北方各族“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明统治者认为：“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后明政府在大同、宁夏、延绥等地设立马市。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互相依存与交往。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工关塞所隔绝不了的。即使在战争期间，通过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1939年，春夏之交，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国民党爱国将领马鸿宾所率81军，多次打退日军在绥西的进犯，取得绥西抗战的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马鸿宾在军兵训练班中培养的回汉青年军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汉团结成为英勇的宁夏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有力保证。
——周靖程《民国时期宁夏政治史研究》
材料三
| 宁夏少数民族干部逐年增长统计表（单位：人） | |||||
| 年份 | 1950年 | 1951年 | 1952年 | 1953年 | 1954年 |
| 干部数量 | 7986 | 10326 | 11868 | 15693 | 16261 |
| 干部逐年增长率 | 120.3% | 148.6% | 196.5% | 203.6% | |
| 少数民族干部数量 | 627 | 1091 | 2294 | 2354 | 2407 |
| 少数民族干部增长率 | 7.9% | 10.6% | 19.3% | 15% | 15.8% |
——王巍《中共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研究——以建国前后宁夏为例》
材料四 1996年5月，福建与宁夏建立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关系。在22年间，十批干部援宁。据统计，目前仅福建省第十批援宁工作队就已实施特色产业帮扶项目97个，带动贫困人口脱贫4321人。借助阑宁协作的巨大推力，不少福建企业进驻到宁夏闽宁镇，不仅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更带动了当地葡萄种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等几大产业。22年间福建省参与对口帮扶的市县区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先后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6.2亿元，帮助宁夏盐池、海原、彭阳等十个对口帮扶县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培育壮大了种植养殖、电子商务、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一批区域特色产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22年闽宁协作改变了啥》2018年7月19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长城的修筑特点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少数民族军民积极参加抗战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宁夏少数民族干部逐年增长统计表》蕴含的历史信息。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援助宁夏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国家倡导东西部对口帮扶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以来央地关系困局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分别概括叶适和顾炎武解决央地关系困局的思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央地关系调整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晚清年间，左宗棠在西北地区先后担任总督、督办等职14年，足迹遍布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他在西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革新活动，使积贫积弱的西北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提出“以畜牧导民，渐谋耕获”对于农业，他强调“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为发展农业经济，他通过防营独办、兵民合力、官贷民力三种方式修建水利工程，地跨从平凉、秦州、河州到西宁、肃州；提倡广种桑树，发展桑蚕业，同时要求西征将士要主动栽树，鼓励沿路官民在道路两旁协助植树，禁止砍伐“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木树”。他组织地方官员安置流民，发放生活必需品和屯田工具，同时对军屯实行“照粮给价”。对商人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对茶叶贸易实行“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严格税制。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机器生产用于西北的经济开发。这一系列举措，对西北地区和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摘编自韩立君、郑淇月《浅论左宗棠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左宗棠开发建设西北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归纳左宗棠治理西北的主要方略及其影响。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税制改革反映出的治国经验。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民族关系的观点（部分）
| 主张 | 出处 |
| 君子和而不同。 | 《论语》 |
|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 《墨子》 |
| 四海之内若一家。 | 《荀子》 |
|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 《尚书》 |
|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礼记》 |
材料二 零和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属于非合作博弈，即参与博弈赛局的双方，在严格遵守博弈规则的前提条件下，若是其中一方可以获得利益，也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利益必然受损。所以，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之和永远为零，即博弈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零和博弈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的所有机遇、财富、资源等都是有限的，当世界中的某个地区或者国家的财富或者资源增加时，也就意味着别的地区或者国家的财富或者资源在减少，这便像一种无形的掠夺。
——摘编自【美】约翰·冯·诺伊曼著刘霞译《博弈论》
(1)据材料一，归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民族关系的主张。(2)据材料二，概括零和博弈理论的主要内容。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两种思想主张对当今全球治理的不同影响。
| A．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 B．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
| C．建立起中国历史上首个共和政体 | D．在形式上基本统一全中国 |
材料：遣唐使和大多数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回国后都作出了贡献。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发展，还表现在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的出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遣唐学生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仿效唐制，为强化提高天皇的权威建立年号，称孝德天皇元年为大化元年(645)，是为日本天皇设立年号之始，同时也是大化改革的名称的由来。随后全面学习唐律令，主要以唐《永徽令》为样板。在文武天皇(701年，唐大宝元年)所颁布的《大宝律》中的《田令》规定有关口分田、职分田、公廨田等名称和内容都与唐朝均田法令一样……设立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太政官下辖八省，各省又下辖若干察、司分理政务，一台为弹正台(相当唐的御史台)；地方行政组织为国、郡、里。全日本国置六十余“国”，长官叫“国守”。 军队在中央设五卫府。 随着《论语》等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儒家思想被注入政治之中大力推广。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学科分为明经、经传、明法、书、算等科，基本与唐相仿。
—孙宏：《简论日本遣唐使》，载《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根据材料归纳日本大化革新的措施。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革新的内外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化改新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 A．摒弃天命观念 | B．执政理念蕴含理性 |
| C．崇尚儒家思想 | D．专制王权得到加强 |
| A．汉字文化是维系汉文化圈的精神纽带 | B．汉文化的正统地位 |
| C．周边民族、国家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 D．汉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