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对外贸易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兵革不息，帝王凡易十姓。历代的政府管理者在如何改革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方面，不断进行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在地方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以交通路线为主干进行划分，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从而避免了重蹈汉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陷入军阀混战和潘镇割
据的历史覆辙。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都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要接受中书省的节制和领导，而特殊的民族统治背景，又使得行省制度披上了一层与汉地（中原）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不甚协调的外衣，所谓“蒙汉二元制”。在有些学者看来，当时的行省只是一种“权宜”产物，不应成为经久之制，这只能说明行省制度对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抵触，并非汉地制度自然发展的结果。
——摘编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实行路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行省制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运动。针对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宣传队就地利用各种群众大会、香火会、庙会、集市及学校做讲演；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大家来选举》《选举秧歌》等选举主题歌曲。依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选举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报票选举制。”根据地的选举方法有“投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授豆法”“竟选法”“烧洞法”等。经过登记选民名单、提出候选人名单、确认选举资格、检查政府工作、进行投票选举、总结选举工作等过程进行民主选举。
——摘编自卫东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探索，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之路。一大批有文化、有本领、热心为村民服务的致富能手当选村委会成员，使村委会干部素质有了新的提高。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健全。“民主听证会”“村务咨询日”“民主活动日”等新的经常性民主形式不断涌现。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体制，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编自张小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在欧洲，作为精英阶层创造的博物馆，自诞生起就不自觉地带有强烈的精英文化的基因，这决定了博物馆服务对象的角色不自觉的偏向精英阶层。而民主趋势下，普通大众权利的获得使得博物馆又不得不重视大众的文化权益。16世纪中叶，收藏被受教育阶层视为一种有修养的绅士行为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收藏主要涉及文化艺术、自然奇珍和历史古物，由于启蒙运动的推动，19世纪公众将自己藏品捐出成为潮流。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宣布将卢浮宫变成国家博物馆，在理论上强调博物馆成为普通人可进出的场所，“这些国家的艺术属于自由平等理念下诞生的新社会全体公民所有”。
——摘编自潘继业《西方博物馆公共化中的精英力量》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中常常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与外国人沟通必须“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恭亲王奕䜣也感到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劣势，于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官办外语学校同文馆建立了。同文馆博物馆是辅助教学的设施，藏有新式机器（模型）、动植物、医学标本、矿石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后还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藏品，藏品的陈列主要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只为同文馆教授学生使用，并未对社会公众开放。虽然庚子之变打断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其曾经的管理和陈列都为后期博物馆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摘编自陈思清《近代中国学校博物馆发展研究（1876～194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京师同文馆及其博物馆建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博物馆的共同贡献。
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材料 刘克庄（1187-1269年），福建莆田人。宝庆元年（1225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到任之初，他发现建阳县义仓仅存粮八百石，便多方筹款购粮三千石，使之恢复原有的储备规模，以应急需，并特撰仓联“聊为吾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新灯”以警示后来者，被誉为“父母之心，仁人之言”。嘉熙四年（1240年），年逾半百的刘克庄出任广东提举，继转漕运兼市舶使。刘克庄在粤期间，以关心民瘼为己任，清理积压狱案，为弱者申冤，力办利民实事。在南粤任上，旱情不断，刘克庄不忍庄稼将熟而枯败，孑民几番饥馁，连连祈雨抗旱。甚至于行将调任离职之际，他仍怀拳拳爱民之心，祈神施雨。
——摘编自《刘克庄：“聊为吾民留饭碗”》
(1)根据材料，概括刘克庄的主要事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刘克庄的事迹体现出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将办事机构迁到宫外，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务机构。唐高祖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且三省分工明确。宋朝前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民初的政党，不仅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民主建设方面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划清党组织与政府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我国在大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制建设。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历史经验。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