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哲学家只有使自己成为能对他的同类作出贡献时，他才有权利对自己作出估计。”哲学家并不为自己，而是为别人， “只对自己有好处，就是一无好处。” “智者在抨击干扰理性或阻碍理性发展的谬误中，智慧会感受到有朝一日将如此正当地为减轻甚或消灭曾使人备受痛苦的各种灾难作出贡献的那种光荣。” “因此让我们自由写作，也自由行动吧……一个顾虑重重、畏缩胆怯的作家，是不能为人类的精神和为他的祖国效劳的……一个哲学家必须以崇高的坚毅进行写作，或者就应预计到象并非哲学家那样的人去阿谀奉承，”从这些哲学家自己写的这些文字里，分明可以看出这些自称为哲学家的特性和由他们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特性。
——摘编自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材料二 饶勒斯认为， “否定思想对经济体系和特定生产形式的从属地位是徒劳的和错误的，同样，单纯用经济形式的演变去解释人的思想运动，那也是幼稚的和低劣的”。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并不仅仅因为它势在必然； “人的力量、意识和意志的力量”也都起了作用。虽然如此，饶勒斯强调指出，大革命毕竟是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些发展使资产阶级成了执掌经济和政权的主人。
——摘编自[法]饶勒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特性”，并列举这一时期一位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及其独特的思想。(2)概括材料二中饶勒斯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结论。
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查士丁尼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律疏议》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下面是部分史料中关于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记载。
史料一 | 贞观初，唐太宗指出：“自隋季道消，天下沦丧，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寄命诸戎，或见拘寇手。”。 |
史料二 |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突厥颉利部抄掠汾（治今山西汾阳市）、潞（治今山西长治市）二州，“取男女五千”。同年，唐朝从高丽索回隋军战俘1万余人，还有大量的战俘因已定居高丽而未返回。 |
史料三 | 开元后，唐军制发生变化，如幽州北榆关（今河北抚宁区东）的戍兵，便“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 |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
材料二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主要类型及其相似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前三波大规模国际移民潮出现的国际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外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文化影响。
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中西对比，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达清晰。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
材料一 该法（1601年英国济贫法）首次正式确立了政府负有对没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帮助，帮助贫困的孩子做学徒，给身体健全者提供工作，以及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该法令还将救济对象分为三种，区别对待。通过设立教区的贫民监督官和教育济贫委员会，建立贫民教养院、贫民习艺所，组织贫民和孤儿习艺所等措施开展救济。
——摘编自贺葸葸《评析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
材料二 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颁布以下法令。
| 法令 | 内容 |
| 《国家保险法》（1946年） | 投保人在怀孕、疾病、工伤、失业、丧偶、退休时可以中请得到补助 |
| 《国家健康福利（工伤法）》（1946年） | 雇工受伤后，除了由雇主支付一定的费用外，还可获得国家颁发的救济金 |
| 《国家医疗法》（1946年） | 给予每个英国公民免费享受医疗、药品、住院和护理等福利 |
| 《国家援助法》（1948年） | 对根据上述法令尚不能满足需求的人提供帮助 |
| 其他 | 政府发放食物津贴，降低食物价格 |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
材料三 当福利国家制度造成一系列麻烦乃至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时，其改革的主动权却掌握在民众的选票之中。普通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物质利益显然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本能地反对一切有可能削减福利的改革……事实证明，不改革是等死（国家被福利包袱所拖垮），改革是找死（执政党立即下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想不“混日子”也难。吕磊、陈晓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英国为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世纪英国济贫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17世纪济贫法相比，英国现代保障制度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英国的济贫历史十分悠久。1601年的《济贫法》就规定，地方教区负有救助贫民的义务；国家开征救贫税，作为济贫费用的专项开支；各地方保安审判官负责组织当地教区的救助事宜。《济贫法》的实施标志着英国的济贫体制基本确立。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影响深远，如对老、弱及残疾人、穷人实行院内救济，不准对不愿意入（济贫）院的贫民给予任何院外救济；收容贫困儿童、青少年到贫民习艺所进行技术培训；对寻找工作的穷人，给予劳动介绍；对健壮的流浪者和乞丐，采取强制收容和强迫劳动。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住所法》，规定凡擅自变更居所的人，都得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非法居留者则被驱逐出境。
——摘编自毛日清《论英国社会福利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材料二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物价飞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加剧了谋生的竞争。1779年，兰开夏地区出现大规模反机器骚乱。1793年，英法开战，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英国贸易受到阻碍，食品价格飞涨。1795年，英王颁布法令，正式废除《住所法》中的“预防性驱逐权”，人口流动得到保障。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出台，该法案对进入收容机构的穷人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人身约束制度，如进行日常劳动，男女隔离，不准吸烟、喝酒，外出、会客须经请示、汇报等。收容机构往往食物粗劣、劳动繁重。时人嘲讽道，身体健全的人要么设法自立，要么进入“井然有序的劳动院”。
——摘编自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近代英国的济贫政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政策调整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隋唐以前相比，宋时期婚姻观的变化，并做简要评析。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 序号 | 评述 |
| 1 | 汉魏史册中的大秦传记，“大概由于传闻，不免失真，本土和属土的情况也不易分清；又因为时人相信西方为神仙所居而有所美化，以致无法——指实；然而，也不能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中至少可以略窥罗马帝国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
| 2 | 《后汉书》之《大秦传》包含两部分内容：“一系汉人实地见闻的事实，一系编者身倚案头幻想而出的空中楼阁之谈。”因之，“如欲解释《大秦传》得当，必须区别此传记事，何者为实际的事实，而何者则系汉人幻想之谈” |
| A．借助科学方法得出合理结论 | B．仍须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 |
| C．以独特的视角阐述历史规律 | D．对历史研究仍有史料价值 |
材料一 13世纪中叶，鉴于加纳王国经济衰敝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孙迪亚塔建立马里帝国后，利用尼日尔河上游谷地的灌溉条件，扩大耕地并引进棉花种植和棉纺技术。全国政权和兵权都在国王个人名义下，由中央控制，各级官吏也由国王任命。继任的君主将九万步兵分布于全国，以掌控全境商路，还建立了精悍的万人骑兵队。来自印度洋的子安贝被作为流通货币引入国内贸易中，这既可以增加税收，还利于粮食与其他货物之间的交易。14世纪，快速崛起的马里引起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高度关注。
——摘编自郑家馨《十三—十五世纪马里国家的兴衰》等
材料二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称：“非洲是一个仍处于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见自觉的历史的光明。”之后不少欧洲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非洲文明属于外来文明，认为非洲文明是由含米特人所创造的，而含米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或称白种人、高加索人种）。
——摘编自汪二款《非洲古代文明历史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里帝国崛起的原因。(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该观点进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