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在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妇女所受到的思想约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妇女必须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使她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由此带来的社会现实便是秦汉时期的妇女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劳动中。所以秦汉时期的妇女不仅拥有较高程度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在财产的继承和支配、婚姻的自主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享有较多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她们和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相比拥有较为优越地位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岳岭《秦汉妇女权益和地位研究》
材料二 罗马实行的是嫁妆婚姻，它对于妇女而言不仅仅是获取陪嫁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嫁妆参与了社会财产的分配，嫁妆是古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遗产继承制度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的处置权，它是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冲破法律限制享有着更多的权利：有的妇女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有的妇女可以买卖土地，参与动产和不动产的经营。
——摘编自何越《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妇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表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提高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中西方妇女地位提高的认识。
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建立自己领导的“世界大家庭”、创建自己主导下的全球秩序，运用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推行对外政策，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尼克松说，“国家参加战争，实现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胜利应该界定为使用军事手段去获得具体的政治目标”。对此，美国政要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冷战促成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引发了朝鲜和越南的热战”等几十起较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却没有把超级大国带入相互敌对的战斗”。二是美国必须解决由哪一类国家来支配“世界的命运”问题。因此，美国除了将获取冷战胜利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外，别无他选择。三是冷战是把军事、经济、哲学思想、政治和外交的力量结合起来，其中每一点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都十分重要，并将支配世界形势。四是美国要区别切身利益、重要利益与边缘利益。
——摘编自李慎明、尹斌《冷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主要观点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实施“冷战”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政要对“冷战”的理解。
材料一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实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的实施既显现出清政府无可奈何的境地，又折射出其试图绝处逢生的勇气。然而，由于清政府自身的矛盾性、财政的短缺以及中央权威的弱化，使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加之内部营垒的反戈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导致新政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新政的积极影响，它所构建的现代官僚机构，赋予的公民权利，开辟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客观上开启了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征程。
——摘编自刘存存《清末新政与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材料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他的政治近代化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发展和飞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原则，表明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更趋成熟、完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对苏俄和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各取所长。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和理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了。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民主义，以新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最终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和理论，直至孙中山的晚年，始终不变。
——摘编自王玉祥《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在政治近代化方面的进步性和局限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 1750—1900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无论是在领土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经济转型体现在工业、贸易、金融、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相比其他国家，英国经济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铁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出行。在短篇小说《呆堡镇》中，狄更斯将火车视为纯真丧失的理由，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新经验的来源。
| 短篇小说《呆堡镇》（节选） 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呆堡镇”……火车站已经把运动场吞掉了。它消失了。那两棵漂亮的山楂树、树篱、草皮，还有所有毛茛和雏菊，都已经让位给了最冷冰冰的石子路……之前载我离开的那辆公共马车，名字好听极了，叫“蒂姆普森的蓝眼少女”，因为它的主人是上街公共马车行的蒂姆普森先生；现在带我回来的这台机车，大名“97号”，好不严肃。它属于“东南铁”（东南铁路公司），只会一个劲儿地往伤痕累累的路面上吐煤灰和沸水。 |
——摘编自【英】杰里米·布莱克《大英帝国3000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在1750—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强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50—1900年英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出现“都铎危机”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英国应对都铎危机的措施。
材料
中国和罗马帝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它们使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成为可能。然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和人们对彼此认知的匮乏，鲜见双方的直接交往。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直接或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双方的商人或使节也都曾有直接到达对方国家的尝试，即使这些尝试都没有使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陆路上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通过贵霜和帕提亚等国家的中介，传送至罗马帝国境内；从海路上看，罗马帝国与印度的海上直航、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往，奠定了以印度为中转地，中国与罗马为东西两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基础。
——摘编自杨巨平《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丝路贸易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发展情况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愈与乾嘉学人在对待先秦儒学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由新法制予以确认和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社会关系都需要规范和调整，这就向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国家法制建设的任务。这一任务是以巩固和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以建设新社会和实现国家法制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对于建国后的法制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有一定的认识，对新国家、新政权进行过设计规划，勾画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蓝图。但是对法制建设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虽起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摘编自韩威《1949—1956：中国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初期进行法制建设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初期法制建设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