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夏税、秋粮、均徭、里甲、雇募，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杂役仍复纷然。故一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清廷在财政上实行“原额主义”，即中央设定一个固定的标准，监察税收完成情况。中国缺乏对人口增长的正确认识，仅关注其带来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等结果，将维持原额视为“善政”；原额主义在当时水平低下的行政管理下满足了财政方面中央集权的要求……帝国的财政体系中存在两种并行的制度和收支：法定财政收入（正额财政），以及法定之外“或公开或私下的不明收入”（正额外财政）。国家分配给基层的经费，往往入不敷出，不得不用附加性、追加性课税来解决，“中饱”“陋规”等私下捐赠，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财源。晚清之前，政府收支大体平衡。鸦片战争前，户部存银不足2000万两。1858年，户部存银仅5万两，难以维持各部运行。
——摘编自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三 英国近代税制的奠基石是土地税，直接动力则是沉重的债务压力。在英法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债务总额高达8.2亿英镑。为开辟财源，英国形成了包括多税种的复合税制。一战后，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基本定型，出现了涵盖国税和地税的税收体系，出台了《印花税法》《石油税法》《增值税法》等法案，适应且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膝淑娜《税制变迁与英国政府社会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推行“原额主义”的内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近代中英两国的税收制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对国家税收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同年，美国国防部将电子计算机转为民用后，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二战后，美国的科学与技术已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致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直接向高技术小企业提供贷款。按美国1954年税法规定，工业企业的科研开支可作为当年的生产开支，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而提供的资金免缴所得税。美国每年支付的技术引进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欧洲、亚洲、美洲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产学研的合作。二战后，日本技术研发的大部队在企业，日本还建立了地方性开发机构“工业试验场”以及研究实验中心网，为没有建立技术开放机构的企业和小企业服务。多年来，日本国家研究开发总经费的67%优先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1950~1979年的近30年中，日本引进技术31729项，其中在工业现代化期间共引进技术专利14497项，支付外汇25.8亿美元。1978年后，技术引进范围也从欧美扩展到东欧、亚、非等地区。
——摘编自舒辉《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措施与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以恢复战争创伤、奠定发展基础为主要目标。为此，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了“一边倒”，在国家间关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科技战略则选择模仿苏联，发展基础科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科技战略以研制军事“杀手锏”为主要任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不结盟政策，韬光养晦：科技战略则提倡科教兴国，推动科技与各相关领域的密切结合，谋求国家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科技战略则选择搭建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编自崔佳瑛《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演进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相同举措，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二战后中、美、日科技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开封段运河兴盛的主要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以来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运河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1878年黄热病流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民众大批死亡、社会恐慌以及工商业瘫痪。根据美国的联邦二元体制，处理多数卫生事务的权力不属于联邦政府。因此面对传染病危机，联邦政府只为灾区提供了少量救助物资，州政府提出黄热病防治建议，不少州政府把卫生职责下放市镇当局，允许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但是州政府和市镇当局又难以承受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况且有些南部城市还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在防治中，是由民众、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社会力量承担了照顾病人和救济贫困者的大部分责任。这场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不足，促使联邦政府开展联邦卫生机构改革，推动了国家卫生局的成立。
——摘编自王光伟《传染病疫情下的政府防治与社会救助——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为例》
材料二 1902年京津霍乱时，清廷派出大臣设坛焚香以期消除疫疠，任由患病之人来去自由。仅仅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建立了卫生机构，其他地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遍及全国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还规定对婴儿和儿童进行预防种痘，仅北京一地，每年种痘人数就在三万人左右。河北省由民政厅主管卫生事宜，在疫灾流行时，本地的卫生机构主动开展防疫治疫工作，采取卫生消毒、隔离病人、防疫注射等措施。社会精英也愈发认识到民众身体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根本，同时指出民众若得不到有效救治，便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他们不忍见民众受传染病侵袭之苦，积极指出卫生建设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冀望政府有所改进，施惠于民众。
——摘编自齐晓钰《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的主要特征，并说明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京津冀地区疫情防控的变化。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疫情防控的认识。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李兆良的“新发现”谈谈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一：20世纪初期的英国国内矛盾突出，民生问题此起彼伏；而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不仅使这一情况加剧，也使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以“福利国家”来对抗纳粹的“战争国家”，催生了《贝弗里奇报告》。战后英国随之掀起了一个实践“贝弗里奇计划”的高潮。成立于1900年并致力于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获胜，组建了工党政府，并相继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儿童法》《住房法》等社会保障法律，英国逐步被建成为现代的福利国家。
——摘编自孙涛《福利国家建立的历史轨迹》
材料二：1972~1973 年度与1981~1983 年度英国福利支出比较表 单位:百万英镑
年度 项目 | 教育 | 国民卫生服务 | 住房 | 国民困难补助 | 家庭补助 | 保险金 |
| 1972~1973 | 38.50 | 28.00 | 17.00 | 6.81 | 4.21 | 36.80 |
| 1981~1982 | 138.02 | 144.01 | 52.01 | 49.10 | 36.67 | 206.01 |
税收与福利支出对收入的影响表：(1983~1984年度)单位：英镑
| 每月收入 | 50 | 80 | 100 | 130 |
| 儿童津贴 | 13.00 | 13.00 | 13.00 | 13.00 |
| 家庭津贴 | 22.55 | 17.60 | 13.89 | 8.29 |
| 家庭收入补助 | 22.50 | 7.50 | 0 | 0 |
| 家庭免费早餐 | 5.00 | 5.00 | 0 | 0 |
| 纳税 | 0 | -7.88 | -13.88 | -19.88 |
| 国民保险 | -4.50 | -7.20 | -9.00 | -10.80 |
| 实际收入 | 108.55 | 108.00 | 104.01 | 110.61 |
材料三：由于失业津贴较高，再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救助，英国许多失业者不愿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甚至出现一批从来没有工作过的成年人，其数量高达100万，他们多在街头游荡，无事生非。另外，由于福利支出所需资金最终是由就业者来承担的，这就使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因而企业主努力采用各种手段裁减人员，或者将企业搬迁到发展中国家。
——材料二、三摘编自刘章才《英国“福利国家”困境论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二战后英国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福利国家存在的问题。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福利国家的认识。
材料一 1601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开国家救济先河。在英国的影响下，瑞典也于1763年颁布《济贫法》。在政府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责任的同时，民间已逐渐形成劳动者自主性的共济组合制度，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两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制度化有赖于国家的财富积累，而国家财富积累的一条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革命的推动，英、德、美等国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工农业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富的积累基本能够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供给，一部分国家甚至发展成为“福利国家”，如英国、瑞典。
——摘编自方青《西方近代工业化与社会保障》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救助能力十分有限的传统善堂无法满足亟待救济的灾民之需，为了开展更为有效的救助，很多有志之士进行了尝试，其中以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天津广仁堂和上海广仁堂最具代表。天津广仁堂与以往的善堂相比有很大进步，实现了部分地域的突破，将南方善士和北方灾民紧密联系起来，是“南人办北事”的成功案例。与天津广仁堂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不同，上海广仁堂经费主要来源于盛宣怀名下的地产、股份及盛氏企业赞助，并无政府拨款，活动自由度较高，这表明民国初年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已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摘编自张帆《盛宣怀与江南绅商的联合救济事业探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近代西方社会保障的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救济出现的新变化，并简析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外社会救济的启示。
材料一 1822—1826年, 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发放了10次贷款, 共2100万英镑。1824年，在阿根廷首都居住的英国商人已达3000人，约有100家英国商行在西属拉丁美洲开业，英国还迫使一些拉美国家签订有利于英国商人的条约。而就在前一年，美国宣布“不介入欧洲事务，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1824 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决定解放古巴，美国国务卿克莱声称古巴“在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大国的统治下，尤其在英国的统治下，美国有正当理由感到严重的不安。”1846 年，美国迫使哥伦比亚政府签订条约，获得自由通过地峡的权利，并取得了地峡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权。
——摘编自齐世荣、吴于廑《世界近代史》(下卷)等
材料二 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2014年7月 17 日，习近平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了《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议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他指出，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相互契合”，中方“倡议双方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2018 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式确认拉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到2020年春，已有19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摘编自周冲、周东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潜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美加强争夺拉丁美洲的背景及给拉美带来的危害。(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与拉丁美洲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拉丁美洲在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