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朝时期，史无专官，史官均由内阁、翰林院、各部院衙门以及征召、荐举、招考的学者担任，史书修完，史馆撤销，史官解散。比如钱大昕两次奉敕参与志书的修纂，与馆中同仁讨论体例，交换看法，逐步形成自己的方志修纂思想。乾隆三十年（1765年）国史馆在东华门内开馆，蒋良骐入史馆编纂、在纂修国史的过程中，不断抄录史馆资料，积少成多，遂编纂成书，是为《东华录》。尽管专制政权对史馆控制严格，但只要不触犯大忌，统治者一般都会“开明”处理。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潘耒等入史馆的私家学者提出核事实、乘公心、彰直道的思想，主张作史一定要“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学者们在治学方向和方法上相互影响，甚至诸如经世致用的私家史学理念在官修史书中得以体现。但是所修史书切近帝王根本利益，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修史准则，特别是乾隆对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体例、内容等乾纲独断。晚清时期，一大批触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王朝危机，研究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魏源、姚莹等都是先行者。

——摘编自王记录《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从清代学者的活动看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17世纪以来，英国平均每四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荒歌，导致粮价上涨，骚乱活动频发。为此，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中央政府通过王室公告、敕令和议会法令等限制乃至禁止粮食出口并免除粮食进口关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搜查余粮以供应市场。而部分乡绅认为都铎政府试图用“粗糙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来取代中间商，会适得其反。基于对地方情况的了解，乡绅通过请愿等方式对中央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是中央教荒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中央政府通过他们的报告来了解相关政策的落实状况。地方乡绅还致力于改良农耕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发表救荒册子和农书等。

——摘编自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决定摒弃传统乡村社会救济理念和模式，改为以国家动员和组织乡村民众自救为主、发放救济物资为辅的理念和政策。乡村社会救济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物资产量，要提高产量就必须投入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增加产量。同时，通过乡贤和各级政府等渠道，要求破除农民的“等、靠、要”思想，提倡群众互助、自由借贷、变死钱为活钱等方法，对生产者采用先行贷粮、后收成品的方式、推动各地农副业生产恢复、副业的生产也成为增加灾民收入、提高灾民自救能力的重要方式。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人民解放军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有的机关甚至每日每人节约四五两粮食，有的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

——摘编自谢迪斌《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