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李鸿章之建议。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明清“紫禁城（故宫）”之价值。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学”的创立者及“致良知”的内涵，并简要评析心学崛起及其广泛传播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位“这个可观的阵容”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破坏”行动高举的“旗帜”。分析其“破坏”行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是“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在现实的政治基础上，他极力提倡将城邦功能划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三项。“作为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合力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航行的安全”。
——陈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材料二 西罗马于公元476年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不仅在形式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遗产，而且基本上承接了其在地中海的贸易网络和财富影响力等。……威尼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其地处东西方交界、南北交通要地、沿海沿河等方面的优势，在土地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着力发展贯穿东西方、南北欧的海上贸易，由此，威尼斯成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佼佼者，屹立于整个中世纪的所有欧洲政治共同体，可谓实力大增。……意大利很快就利用其城市商贸的优势，成为整个欧洲城市复兴的驱动者。
——陈兆旺《中世纪欧洲城市运动与秩序》
材料三 18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文件（节选）
| 时间 | 国家 | 文件 | 重要内容 |
| 1787年 | 美国 | 《联邦宪法》 | 第一条众议院人数和直接税税额均应按本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于各州，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3/5。自由人总数包括必须在一定年限内服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地安人。 |
| 1789年 | 法国 |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 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 |
| 1791年 | 法国 | 《1791年宪法》 | 第一条为了组成国民立法议会，积极公民们应每年一次在城市和在区集合为初级会议。 第二条凡属积极公民，必须……在一国内任何一地至少已经缴纳了相当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并须提出纳税的收据。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列举“拜占庭帝国”在法律上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表现。概括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成为“整个欧洲城市复兴的驱动者”的原因。
(3)能够运用表格等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具体史事提出自己的解释是历史学科学业质量水平的要求。请参考这一要求，就18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文件的节选内容，从原因和影响两个角度加以简要评析。
材料一 在南下的移民长河中，有三次蔚为大观的浪潮。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移民比较密集的长江中下游和太湖地区逐渐开发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南方人也成为了蛮化的汉人与汉化的蛮人的结合。安史之乱促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使南方农业文化的发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原来流传于北方的音乐舞蹈、绘画技术、宗教思想、天文知识等也随之南传。靖康元年。金人南侵，随之形成了第三次移民南迁高潮。总之。宋朝南方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分布方面已占显著优势，元朝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已固着南方不可移易了，如何将南方财赋粮食顺利北运成为元朝统治者急需解决的新课题。
——整理自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民南迁的影响。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南方财赋粮食顺利北运而采取的措施。材料二
自魏晋至宋元。中国移民的主流方向是北人南下。在明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既有许多边疆地区的人口迁移至内地，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及其家属从内地向各边疆地区迁移，还有不少移民从平原地区向山区进军，加速了丘陵山地的开垦。与以前的自发性移民相比。明朝对移民数量、分布区域以及迁徙路线等均有严格的规定。明代移民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7%。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规模在前代都是不曾出现的。
——整理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移民所呈现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山区能够接纳大量移民的农业基础。材料三
这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历康、雍、乾三朝．持续100多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远迈汉唐．并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尤其是经济上“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世界首位，“御纂诸书”也得以完成。然而，这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从乾隆中叶开始，盛世已渐渐暮气四起了，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盛世中的君主却“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
——整理自周武《论康乾盛世》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简要评析康乾盛世。在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既然单纯政体有它的缺点，他就思考一种 比较理想的政体来避免单一政体的缺陷，他提出混合政体作为答案。“将所有优秀政体 的优良与突出部分合成于其中，不让任何一种原则不恰当地成长，转变成为它的堕落 形式。”三者(罗马的三大机构)通过平衡与制约使政体达到稳定状态，“不能忽略任 何一部分，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各司其职应对当前的需要，它们的联合使国家足够应付一切紧急事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政治体系了。”
——摘编自晏绍祥《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混合特征。“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概括材料反映的现象，并加以评析。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法家先驱。拜齐国上卿(丞相)四十余年，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里多处出现“市”字，例如，《管子·问第》就指出，“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说明物价是不断围统一个稳定价格上下波动，市场自有其内部机制进行调节，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管子·国著》则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认为虽然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政府调控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参与经济既可纠正市场失灵，又可带来财政收入，减轻人民税收负担。《管子·轻重甲》中指出，“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鼓励齐国境内和诸侯国之间的商品流通，并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服务、发展外贸等四大政策；同时，他还利用黄金与刀币间的兑换比率，即现代意义上的汇率，通过本币贬值拉动出口，聚敛财富。
——摘编自宗良、饶馨怡、武岩《管仲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管仲的经济思想。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1862年，清政府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该年，奕䜣试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人脉网络，自英国直接购回一支近代化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代表清政府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Sherard Osborn，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合同，内中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超支花了出去。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联手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承受全部投入血本无归的代价，听任舰队解散。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事件最终以军舰送回英国由英方变价出售、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被解除告终。在这场闹剧中，清廷白白亏损了白银69.9万余两。“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个沉痛的教训，让奕䜣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
——摘编自谌旭彬《大变革：晚清改革五十年》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阿思本舰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