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一   “哲学家只有使自己成为能对他的同类作出贡献时，他才有权利对自己作出估计。”哲学家并不为自己，而是为别人， “只对自己有好处，就是一无好处。” “智者在抨击干扰理性或阻碍理性发展的谬误中，智慧会感受到有朝一日将如此正当地为减轻甚或消灭曾使人备受痛苦的各种灾难作出贡献的那种光荣。” “因此让我们自由写作，也自由行动吧……一个顾虑重重、畏缩胆怯的作家，是不能为人类的精神和为他的祖国效劳的……一个哲学家必须以崇高的坚毅进行写作，或者就应预计到象并非哲学家那样的人去阿谀奉承，”从这些哲学家自己写的这些文字里，分明可以看出这些自称为哲学家的特性和由他们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特性。

——摘编自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材料二   饶勒斯认为， “否定思想对经济体系和特定生产形式的从属地位是徒劳的和错误的，同样，单纯用经济形式的演变去解释人的思想运动，那也是幼稚的和低劣的”。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并不仅仅因为它势在必然； “人的力量、意识和意志的力量”也都起了作用。虽然如此，饶勒斯强调指出，大革命毕竟是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些发展使资产阶级成了执掌经济和政权的主人。

——摘编自[法]饶勒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

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   下面是部分史料中关于唐朝时期汉族人民向边疆地区迁移的记载。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

材料二   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移入地之一，也是近代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可谓是典型的“种族大熔炉”。15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出现过四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第一波国际移民潮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扩张时期，移民主体为欧洲大陆的白种人；第二波国际移民潮在16—19世纪初的奴隶贸易时期，移民主体为非洲黑人；第三波国际移民潮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大移民”时期，移民主体为南欧的自由移民和少部分亚洲移民；第四波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向外移民时期，出现了“重返欧洲”或“重返亚洲”等“回流”现象。

——摘编自杜娟《拉美外来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方法和路径——兼论亚裔移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