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0年以后出现的(欧洲)营建殖民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因为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19 世纪后期的扩张和古代罗马帝国的扩张完全不同。……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个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 19 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 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反战和平运动兴起于19世纪，在美国、英国、法国相继成立了反战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战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高潮。参加反战和平运动的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政界人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如“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成员，遍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1927年，反帝大同盟成立，致力于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支持民族自决和人民独立，爱因斯坦、宋庆龄等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1933 年，该组织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联合组成国际反战反法西斯联盟，1936年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呼吁反对日、意、德法西斯的侵略，支援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人民的抗战。

——摘编自熊伟民《和平之声——20世纪反战反核运动》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探究》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材料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视风以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视世以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

材料一   《大清一统志》历经三修，从康熙至道光五朝，蕴含着中国疆域一统之盛的理念。三藩战争结束后，每一地区均被载入一统志，以从观念上确认疆域统一，“奉命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救礼部，增入通志之内。”雍正时，完成了对“大一统”理论的论证，提出“中外一家”，正面批判“华夷之辨”；嘉庆重修一统志，整个西北、北部地区完全纳入“大一统”疆域版图之中。疆域一统之盛的理念是对“大一统”理念划时代的突破，也是“中国”概念演变的重要例证。

——摘编自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

材料二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的演说一《中国内乱之原因》中说：“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始终把武装斗争视为达到国家统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为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一生都在不断与各派势力作斗争。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孙中山从未放弃过和平统一的努力。

——摘编自王建《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材料三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材料   20世纪初的女界“新”象

材料一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将山东邹平作为实验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邹平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下设村学，营造了一种社会教育的风貌。在文化教育上，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梁漱溟看到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一些陈规陋习，严重影响农村的发展。他主张在陈规陋习上下功夫，通过组织乡学村学教育，纠正这些陋习。……此外，他还积极组织推广农业改良技术，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邹平卫生院等。经过努力，当地农村的社会秩序、经济、教育、风俗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

——摘编自赵秋丽《邹平乡间觅书香》

材料三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按此决议，原有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均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将一切生产资料上交给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形成一种“政社合一”模式。直至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才开始从高度集体化的治理体制中脱嵌出来，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社会重归分散，“政社合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1983年，全新的乡镇基层政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农村经济活力的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纷纷出现，村委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也是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

——摘编自祝传佳《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一中国古代人口变化情况表

——摘编自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永嘉南迁”，第二次是唐朝时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靖康之变”。这几次南迁都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在求生的欲望下，北方人民纷纷向南迁徙。 而南迁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只是人口重心的变化，更导致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变化。优秀的北方人去到南方，不仅带去了优秀的文化，而且将那块未开化的地方变成了经济的重心，直到今日还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建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