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将山东邹平作为实验乡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邹平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下设村学，营造了一种社会教育的风貌。在文化教育上，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梁漱溟看到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一些陈规陋习，严重影响农村的发展。他主张在陈规陋习上下功夫，通过组织乡学村学教育，纠正这些陋习。……此外，他还积极组织推广农业改良技术，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邹平卫生院等。经过努力，当地农村的社会秩序、经济、教育、风俗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
——摘编自赵秋丽《邹平乡间觅书香》
材料三 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按此决议，原有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均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将一切生产资料上交给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形成一种“政社合一”模式。直至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才开始从高度集体化的治理体制中脱嵌出来，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社会重归分散，“政社合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1983年，全新的乡镇基层政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农村经济活力的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纷纷出现，村委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也是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
——摘编自祝传佳《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及中国古代推行“乡里制度”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漱溟其乡村实验建设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乡村实验活动？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演变。并结合所学，分析不同阶段的治理体制产生的主要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劾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劾”，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的核心是五权宪法,其中监察权独立的思想,是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监察权独立和吸收了欧美议会监察权制衡思想溶合而成的。其主要思想是“权能分治”、“五权独立”从而将监察院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避免立法权过大，影响监察权的功能和行政权的运转。同时，监察院仅对国民大会负责，总统无权干预监察院行使职权，而监察院有权对总统行使弹劾权。这样，“权能分治”的理论为监察权对总统行使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评析》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困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衔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独立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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