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材料一   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纷纷响应，形成了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后来战争使英国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也发生动摇。1931年9月20日，英国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资本主义各国高筑贸易壁垒，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出现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等货币集团，加大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分割局面。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主导者。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原先汇集于上海及其他东中部城市的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迁往重庆。极盛时期，重庆的金融机构达到160多家。其中，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还在重庆设立了联合征信所，为四川和大后方其他各地工商业提供经济信息和咨询服务。1937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批准重庆成立贴放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经济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向纺织、制革、造纸等小工业提供贷款。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民政府和外来工业的回迁，重庆就失去了大后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摘编自刘志英、张朝晖《现代化视野下的重庆金融1840-1949》

材料三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开放的浦东不仅打好“世界牌”，更注重打好“长江牌”   “中华牌”，承担起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长江流域共同发展的重大使命。浦东大力引进国际领先的企业、机构、项目和技术，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体，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截至2019年，浦东外资企业累计注册23871 户，占全国4%，累计获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327家。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经原浦东和南汇网区合并，行政区划面积从初期的532.75 平方公里扩大到1210.41 平方公里，经济规模和发展质量也不断跨上新台阶。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区，浦东大力推进重点发展片区产业转型，基本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摘编自钱智、金嘉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评估与建议》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靖康之乱后的北方人口南迁是我国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浪潮之一，且它的规模最大，距今最近，对近现代的中国族群的分布和文化传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人口南迁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按照时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靖康之乱时期：从1125年至1142年前后共十七年，这一时期的移民分布面最广，遍及南宋各个地区，其中江南、江西和福建吸引了大量的移民，为移民的主要分布区域。宋金对峙时期：从1141年至区1234年，由于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人口南迁也随之出现。南宋蒙元对峙时期：宋蒙战争持续了20余年，受此影响，这一时期又出现移民的高峰。后面两阶段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离长江不太远的地方，以及淮南、荆襄与四川的北部。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辽宋金元时期》

材料二   综观美国历史，出现过三次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移民高潮（1680-1880）：移居北美的清教徒把北美视为上帝恩赐的希望之乡，把新大陆描绘成地肥水美的人间天堂，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他们主要来自英国，还有其他西欧和北欧国家的人。除了欧洲人，这一时期的另一主要移民群体是非洲黑人。自1619年首批黑人奴隶被贩卖到北美，在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共有1000万黑人被贩卖到西半球，其中有40万人到了今天美国境内的各个殖民地。第二次移民高潮（1900-1920）：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大量劳力。第二次移民浪潮中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欧、中欧和东欧，以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俄国移民为主体，这些移民多数来自乡村。第三次移民浪潮 （1965-现在）：1965年美国通过了移民和归化法，1961-1984年之间还通过了一系列难民法，移民政策的放宽带来了第三次移民浪潮。这一时期的移民来自更广阔的领域、更多的国家。……来自不同大陆、不同国度的移民构成了美国人口的主体，而且每年的新移民仍然在不断改变着美国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

——《美国文化的移民特征》

材料一   针对当时俄国存在的关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言论，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以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经济实践为案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商品交换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强调：“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全面实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从而活跃和发展城乡经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在不断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商品经济理论探索和实际政策试验的相结合。

——摘编自张雷声《列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材料二   为了澄清人们对市场与计划的模糊认识，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此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摘编自罗英《探究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精髓》

材料一   1822—1826年, 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发放了10次贷款, 共2100万英镑。1824年，在阿根廷首都居住的英国商人已达3000人，约有100家英国商行在西属拉丁美洲开业，英国还迫使一些拉美国家签订有利于英国商人的条约。而就在前一年，美国宣布“不介入欧洲事务，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1824 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决定解放古巴，美国国务卿克莱声称古巴“在西班牙以外的任何大国的统治下，尤其在英国的统治下，美国有正当理由感到严重的不安。”1846 年，美国迫使哥伦比亚政府签订条约，获得自由通过地峡的权利，并取得了地峡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权。

——摘编自齐世荣、吴于廑《世界近代史》(下卷)等

材料二 2011年12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共体。2014年7月 17 日，习近平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了《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议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他指出， “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相互契合”，中方“倡议双方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2018 年，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式确认拉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到2020年春，已有19 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摘编自周冲、周东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潜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