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49—1978年的奠基时期;1978—2012年的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的走向成熟时期。其中，每个大的发展阶段又可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

——据马敏《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据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材料一   俄罗斯直接从拜占庭那里继承了东正教神学传统，包括神学的主题、方法和特色。拜占庭神学是随着作为一种信仰的东正教以及东正教文化一起传入俄罗斯的。

——摘自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

材料二   罗斯受洗前后，商旅活动是拜占庭与罗斯双边文明交往的最初形式，保加利亚则是两国早期文明交往的桥梁，拜占庭文明先在保加利亚中转，在传入罗斯前便已经斯拉夫化，使得罗斯易于接受这种被改造了的拜占庭文明，随着罗斯受洗皈依东正教，修道院逐斩成为两国直接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基地，从修道院引入罗斯的拜占庭文明是以宗教形式和宗教内容为主的东正教文明，而缺乏系统的希腊古典文明。

——摘自毛晨岚、罗爱林《论拜占庭与罗斯早期文明交任的媒介》

材料三   和帝永元九年，甘英使大秦（即罗马），至安息（即波斯）大秦者，传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此为中西交通之始。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大秦》

材料   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坤舆万国全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利玛窦本人在中外文著述中都说《坤舆万国全图》是他亲手绘制的，明代科学家李之藻等人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阮泰元《两仪玄览图》序文中亦提及此事。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并不是利玛窦的作品，而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图“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所有演绎的逻辑起点是：《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以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绘制的”，但《坤舆万国全图》上面共有“1114个地名，全部是中文标注，比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增加了几百个”，《坤舆万国全图》上这些多出来的几百个地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结论是：这些多出来的地名“只能得自中国资料”，即15世纪前期郑和环球航行时所绘的中文世界地图。李兆良此处所说的“奥特里乌斯的1570年世界地图”，指的是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所编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一幅世界地图。《地球大观》于1570年首次出版，是世界史上第一部近代地图集。李兆良还写道：“《坤舆万国全图》有原本藏在南京，官吏们密谋以利玛窦顶替作者”，“官员们在原图上添加序言和有限地名，利用利玛窦名义公开”。李兆良主要依据两种文献：一是明代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二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对照一下梁辀原文，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撑李兆良的观点。

——摘编自龚缨晏《〈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

材料一   古代印度政治单元的分散和不统一、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一个意见、利益、冲突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正是民主制形成的基础和切实保障。另外，印度教超自然主义传统使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把社会分割为许多种姓集团，众多种姓之间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斗制约了国家的权力。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印度传统的一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强力改造并输入英式政治文化，从而使带有西方特色的政治创度和政治文化渐渐在印度扎下了根。此外，不断接受西式教育的印度政治精英们的推崇和模仿，使他们逐渐接受了英式政治理念。

——摘编自赵鸣歧《印度独立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抉择与实践》

材料二   印度1950年宪法规定，印度的立法机构分为代表各邦的联邦院（上院）与代表人民的人民院（下院）。在权利分配上，上院比下院的权利要小得多。印度的联邦院尺是“从法律上讲，与人民院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几乎不具有监督政府的职能和财政权，而且权力越来越小，与英国上院的转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印度也与英国一样，都贯彻行政对议会负责的原则。与近代英国一样，印度的总理同样来自占议会多数的政党，他召集的内阁同样对议会负责。

——摘编自毛范《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治体制及其影响》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成立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共有17个成员国，其宗旨是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1952年成立中国委员会，是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禁运产品有三大类，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1994年4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宣布正式解散

——摘编自《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

材料二   在美国的操纵下，1996年7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决定从1996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控制清单和信息交换规则《瓦森纳协定》包含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在被禁运国家之列

——摘编自《〈瓦森纳协定〉与美国政府的技术输出政策》

材料三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摘编自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