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前，教廷不仅在精神而且在某些世俗事务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欧洲君主不得不长期与教会分享权力，且接受教廷频频“行度主之事”。但是在和会之后，从法律上讲，欧洲君主成为其领土内的最高主宰，不承认他们之上的任何世俗的权威。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摘编自［美]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材料二 拿破仑战争是建立在一场革命的基础上的。拿破仑在对外征伐期间，一直以“革命的代表和启蒙运动的化身”自居。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互混居的不同民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者，开始将其作为“异族”对待。当时的德意志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甚至直接扬言道，每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族群均天然地享有自治权力。维也纳体系虽然建立，但是“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前行”，也许很幸运地是在维也纳时代最“和谐”的时期。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归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前后欧洲政局的变化，并说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拿破仑战争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指出“维也纳时代最‘和谐的时期”的含义。
材料一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因袭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之职。高祖时期共有宰相十二人，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大部分是以他官兼、判或检校侍中、中书令者，“兼、判既非正官，亦属临时差遣”。贞观以来又常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官员要按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祖、太宗还设立文学馆、弘文馆，常召一些名儒学士入宫禁讲论文义，备君主顾问。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武则天当权后，宦官开始掌传达出纳之任，参预政治。玄宗时期，任命亲信文人为翰林学士，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翰林学士正式参与朝政决策。到宪宗时期，正式设立由宦官出任的枢密使，职掌类似于门下省的侍中，在皇帝与宰相、翰林学士之间宣旨传奏。而中书门下（政事堂）居于禁外，宰相较多地成了执行官。可见中唐以来，政治中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摘编自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材料三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暖。
——摘编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唐代中枢机构演变的特点。
(3)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简析材料三的观点。
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华侨支持祖国民主革命的活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华侨在抗战期间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上， 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 《中国古代 “治世”与“盛世” 成因探析》
材料二 康乾时期， 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皇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 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亿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闲关镇国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 《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
(1)根据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世”“ 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何种危机。
材料 随着夏商以来神权的逐渐被打破，民本思想成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坚实理由。“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就要求统治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为全社会树立楷模。而道德的高尚与否，在于能否施惠政于民。为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提出德治的政治主张，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为仁政，主张以仁政治国御民，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从社稷和民众的关系上论述了以民为本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重要性。
——摘编自孟宪霞《民本思想的来源及其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棉纺织业发展遭遇重大冲击，申新纱厂系统占荣家企业资产的70%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荣氏企业遭遇了重创。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导致中国纱价大跌，当时中国棉花歉收，棉花价格居高不下。申新棉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只售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对东三省棉纱与面粉市场的占领，荣宗敬“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当时荣氏企业的面粉业主要归王禹卿负责，面粉厂还略有盈余，当申新濒临财务危机时，荣宗敬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王禹卿不同意，“期间荣、王曾多次会谈，时常大声争吵”。荣氏兄弟别无出路，只能自我调整，仿效西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民众运动的兴起，共同推动了荣氏企业在30年代中期以后再创辉煌。
——摘编自秦祖明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与荣氏企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荣氏企业遭受重创及再创辉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荣氏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记载。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中亚地区就与中亚诸古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开始了由国家倡导并有效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友好和平交流。 自此，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与交往在两千余年间延绵不断，尤其是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各个历史时期友好交往的史实都有文献或考古资料的依据。通过丝绸之路，中亚地区的葡萄、石榴、良马、珍禽传入中国，还有制糖技术、琉璃技术等也经中亚传至中国。而中国的冶铁技术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传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8世纪之后，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技术被带到中亚，并由此传至西亚和欧洲地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发展。
——摘编自许尔才《略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太学是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这是一所学校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是指设在郡国的官办学校，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宣传孝悌等封建道德。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材料二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旧人才的明显缺陷，因而迫切期望有一种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得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于是，他们在不改变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是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一类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学校教育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新特点，简要评价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