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前，教廷不仅在精神而且在某些世俗事务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欧洲君主不得不长期与教会分享权力，且接受教廷频频“行度主之事”。但是在和会之后，从法律上讲，欧洲君主成为其领土内的最高主宰，不承认他们之上的任何世俗的权威。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摘编自［美]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材料二 拿破仑战争是建立在一场革命的基础上的。拿破仑在对外征伐期间，一直以“革命的代表和启蒙运动的化身”自居。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互混居的不同民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者，开始将其作为“异族”对待。当时的德意志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甚至直接扬言道，每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族群均天然地享有自治权力。维也纳体系虽然建立，但是“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前行”，也许很幸运地是在维也纳时代最“和谐”的时期。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归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前后欧洲政局的变化，并说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几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拿破仑战争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指出“维也纳时代最‘和谐的时期”的含义。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隋唐至元朝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具体措施，并据此归纳其趋向。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中叶以来东北移民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 近代理性主义最初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力学的演算，使理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政治理性主义者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计算、逻辑推理的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使这种追求确定性和功利性的科学方法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绝对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同宗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逐渐从宗教的控制中摆脱了出来。此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家，比如伏尔泰提出的自然权利论，指出自然赋予人们自由和平等,所有的权利属于人民也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理性主义逐渐丧失了理性原有的怀疑性，转而追寻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近代政治领域所崇尚的理性主义更多是对理性的“形式”、“逻辑演绎”的空前追求，将人类的政治程序化、简单机械化、标准化、量化。
——摘编自赵恩烯《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1)根据材料，归纳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诉求，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政治理性主义”。
材料一 秀才、孝廉从州郡中选拔出来后，在中央接受考试，考试成绩获得中正的承认后，成为乡品。大体上成绩甲等转换为乡品二品，乙等为三品，丙等为四品。他们经过艰难的考试，好不容易才获得乡品四品。而另一方面，世家子弟因清谈而活跃于社交界，唾手便获得乡品二品。结果，孝廉制度被包括于九品官人法之中，与其说是选拔人才，不如说是压抑人才，成为只有下层士人参加的选举。这样，九品官人法成为贵族运作的且只对现有贵族阶级有利的制度。
——摘编自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材料二 随着门阀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国家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必须有强力的官僚队伍支持和相应的选拔手段。州县长官不得辟署属僚，其任用权收归中央，中央吏部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应运而生，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终止，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300年。科举制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识字一读书一考试”的道路，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
——摘编自牛建强《科举制是如何产生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九品中正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科举制产生的背景及其积极作用。
材料一 1855年英国颁布了关于文官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枢密院命令，其中要求高级文官需是有较高文化修养、渊博知识和应变能力的通才。1870年枢密院命令规定：“凡未经考试未持有合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从事任何官职。”文官是“非政治分子”，不得竞选议员，不参加党派斗争。在内阁时常更迭的情况下，他们不与内阁共进退。文官还经常受大臣们的咨询，向其提供情报、知识、经验，成为了统治阶级“从不更迭的幕后政府”。
一—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材料二 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中国民主共和政制的蓝图中，现代文官制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他还指出：“行政的官员，人民固然要有权可以选举，如果不好的官吏，人民更要有权可以罢免。”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立即把他的构想付诸实践。到北洋政府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现代文官制度的法律体系。仅在1914年2月至1915年5月就举行了4次县知事考试，录取了2805人。
一一摘编自李俊清《移植与嬗变一一论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建》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改革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2)根据材料二，归纳孙中山关于文官制度的构想。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外文官考试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因袭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之职。高祖时期共有宰相十二人，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大部分是以他官兼、判或检校侍中、中书令者，“兼、判既非正官，亦属临时差遣”。贞观以来又常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官员要按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祖、太宗还设立文学馆、弘文馆，常召一些名儒学士入宫禁讲论文义，备君主顾问。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武则天当权后，宦官开始掌传达出纳之任，参预政治。玄宗时期，任命亲信文人为翰林学士，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翰林学士正式参与朝政决策。到宪宗时期，正式设立由宦官出任的枢密使，职掌类似于门下省的侍中，在皇帝与宰相、翰林学士之间宣旨传奏。而中书门下（政事堂）居于禁外，宰相较多地成了执行官。可见中唐以来，政治中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摘编自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材料三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暖。
——摘编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唐代中枢机构演变的特点。
(3)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简析材料三的观点。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632-1258）范围最大时达到134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史上东西方跨度最长的帝国。它控制了东西方的主要商道，取得了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决定性优势。许多城市都有引以为豪的产品，如大马士革是玻璃、锦缎、食品加工业的生产中心：撒马尔罕是纸和玻璃的生产中心；艾海瓦兹是蔗糖的生产中心。这些产品几乎都是国内外交流货物的大宗。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帝国政府把商业看作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并且以它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保证国内外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阿拉伯人有很强的商业意识，这来自于伊斯兰教，《古兰经》明确规定鼓励、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
——摘编自韩强《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十个超级大国》
材料二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永徽二年（651），大食達使和唐朝通好，在此后的148年间，大食建使来唐计有36次之多。唐朝与大食交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为了各自在边境地区的利益曾发生过4次军事冲突。其中规根最大的一次战争是天宝十年（751）的恒罗斯战役。唐军战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后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最后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中国的战俘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大食首都就有中国的纺织工匠。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也在唐朝传入大食。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外科和眼科医术、天文历法、教学、建筑也传入唐朝。据9世纪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印度·中国游记》记载。当时广州有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本教风谷管理本族人民，举行家教仪式。
——摘编自丁克家《唐代中国与大食的军事冲突与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阿拉伯帝国商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中国与大食交往的特点，并简述唐代两国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英国首先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国相继仿效。由于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突出地位，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发行机构应严格维持本国货币的定含金量，而且允许买卖黄金；黄金在各国间应能自由流通；各国的纸币发行总量，应与货币发行机构的黄金储备存量保持固定的比率。但是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同时，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削弱了其他国家金币流通的基础。一战爆发后，各国都脱离本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发行纸币，又禁止黄金外流，因此国际金本位制实际上陷于瘫痪。经济危机时期，为了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各国纷纷限制黄金在国际的自由流动，使得当时已经十分脆弱的国际金本位制最终崩溃。
——摘编自童西琳《国际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
材料二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内没有金币流通，黄金不再起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各国用所持美元兑换黄金有一定限制，如只许各国中央银行与政府机构兑换，兑换量受美国黄金储量的限制；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一旦美国经济动荡不定，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将发生动荡。双挂钩制度的建立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因而美元成为各成员国的主要储备资产，美元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如果美元汇率下跌，其他国家的官方金融机构就需要大量抛出本国货币，买进美元，促使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汇率回升，结果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增多，加剧了世界通货膨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不能利用汇率的波动达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只能消极地实行贸易管制，或放弃稳定国内经济的政策目标。既没有对那些不能一贯执行体系规则的国家实行严厉制裁，也没有对那些在某些条件下维持合作行为的国家提供充足的金融资源。
——摘编自刘生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内在缺陷及历史作用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际金本位制的作用并分析其崩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缺陷。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说明影响世界货币制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亚历山大东征后，留下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位于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是其中之一。城里有体育场、宫殿和圆形剧场，还出土了希腊雕塑、大量希腊样式的钱币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等文物。右图中既有西布莉（小亚细亚女神）、尼姬（希腊胜利女神），也有穿着东方服饰的人物，狮子战车又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样式。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亚历山大东征的意义。
材料二 除古印度人的数字之外，古代各民族的数字都很繁杂，认读和运算起来不方便。公元774年，一位印度学者将早期的印度数字介绍到巴格达学术界。大数学家花拉子密写了一部书，首次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了印度数字体系，并对其优越性进行了全面论证。大约是阿拉伯人频繁的商业活动特别需要这种方便的印度数字，故其很快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并在使用中渐渐演变为比较接近于现今通行形态的古巴尔字体。又由于阿拉伯商人的到处奔走，这种数字渐渐以“阿拉伯数字”的名称传遍当时的东西方世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印度数字能够“传遍当时的东西方世界”的原因。
材料三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以马尼拉为中转的中国与拉美的贸易联系。从1575至1815年，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通常在20～60艘。1636年出发的船，其中一艘载运的丝货就多达1200箱。有人估计，在1565至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的白银约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随着中拉贸易的发展，阿卡普尔科由一个偏僻小镇一跃而为墨西哥著名港口。福建漳州的月港是丝银贸易的重要口岸，很快由一个小渔港发展成为沿海商业城市；广东澄海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海隅一大都会”。
19世纪中期，美国新式汽轮取代了陈旧的马尼拉帆船，直接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口岸，成为美洲与亚洲之间贸易的主要转运者。由于拉美种植园和矿场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西方殖民者乘中国被西方的炮火打开大门之机大肆掠卖华工。从1849到1875年，运至秘鲁的华工约10万人，仅次于古巴。有两万名华工为修筑巴拿马铁路和运河两大工程而牺牲。
（3）结合所学，围绕“16至19世纪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联系与交流”这一主题，对材料三进行解读。（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