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以来，天津以近邻首都、交通便利和临海等优势，进口商品中生活消费品占最大比重；北京长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形成了以消费为主、以服务性商业为核心的消费型城市，是土洋货巨大的消费市场。京津城市的上述特点使京津市民便于、乐于接受西方新事物，在衣食住行方面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民国初年，京津市民在衣着服饰方面对西洋文明的崇尚愈加明显，服饰质地日益西化，进口呢绒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毛皮衣料，机织细洋布逐渐取代了粗厚结实的土布；上层社会的人们，新潮者穿着西装、中山装，城市工商界人士及乡村绅士仍然穿看长袍马褂，女子服装则以旗袍为主流；一般百姓则穿着圆领对襟的短上衣和不开缝的长裤，妇女穿着圆领右大襟的短襦。还有的人将中西服饰一起穿在身上，显得不伦不类，十分滑稽。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和结合中国人的穿着习惯和传统服装的特点创制而成的，在国际上亦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
——孔祥字《“西化”影响下的京津市民物质生活变迁（1912~1937）》
（1）根据材料，指出民国初年京津地区市民服饰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京津地区市民服饰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积累，西汉中期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深刻危机。为此，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在丞相府中设丞相司直，是特设于最高行政长官机构中的专职监察官，有权监察包括三公在内的中央各级官僚；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置刺史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公元前89年，汉武帝设司隶校尉，监察除三公之外的中央、京师及京师附近的百官，且监察对象“无尊卑”；另外还设置督邮，完善郡对县的监察。汉代的巡视监察还有皇帝或者皇帝委派的特使不定期对地方巡视监察、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的不定期巡视监察、郡太守对属县的定期巡视监察、县令长对辖境的巡视监察等。
——摘编自卜宪群《汉代监察体制的完善及其意义》
材料二 《宋史）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论。宋朝形成了一套以台谏为核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监察网络。宋的行政监督立法也不断扩大，如《庆元条法事类》《监司互察法》等，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处置办法及权力范围。在北宋中前期，监察官员由皇帝亲选，这一制度是监察官员保持独立性的关键。而且皇帝大都注意维护监察官的尊严，台谏官也基本勇于任事、敢于纠弹，对各级官吏都无所不纠。尽管监察官员对宰执大臣进行纠弹，往往会：引起后者的反感，甚至反击，但北宋中前期的大多数宰执大臣却大都能尊重监察体制，表现出贤相风范。宋朝未出现如汉、唐，明朝那样严重的太监干政、外戚专权等种种弊政，与宋朝监察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关。
——摘编自吕志兴、赵涛《宋朝监察体制有效运行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中期监察体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监察体制有效运行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认识。
材料一 自开埠以来，英国政府在香港推行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思想，实施“积极不干预主义”政策。这使得远离英国本土，又与中国大陆的交通联系不方便的香港，只有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才能够弥补资源稀缺、劳动力不足等方面的劣势。此外，香港不仅具有世界天然良港一维多利亚港，还是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国经济贸易活动进入南中国的经济地区及广大腹地的重要门户，而且也占据着亚洲航运和贸易的有利中心地位。同时，香港所处时区的特殊性，使其弥补了欧、美两大金融市场开市和收市时间上的间隙，从而保证了国际金融交易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运转，这为其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摘编自高成华《香港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材料二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这是我国当时经济规模最大、启动最早、业务功能最齐全的保税区。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行主动探索，2013年，正式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希望将其建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贸区，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服务全国，促进各地区的发展。
——摘编自王德恒《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基于政治经济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香港自由港形成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上海自由贸易区和近代香港自由港的不同。
材料一 自宋代开始，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引发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商品流通和销售过程来看，流通性商业、批发性商业和零售性商业互相结合，使城市商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如北宋开封“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皆羹店、分茶等”，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宋代，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同时，城市手工业发展成为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村输出更多的手工业品和加工品。此外，商品流通规模大幅度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行商贸易额的扩大；还体现于大量商业市镇，不定期市场集会的星罗棋布。
——摘编自丁雅《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工商业自身的特殊结构的原因，也有来自农业经济的抵制和排斥，更有来自国家政权的限制和扼杀。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自然经济形式和国家政权力量的限制，而且尤以政权力量的限制为盛。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强力阻制，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而自然经济和国家政权其所以能够以绝对的压倒的力量，阻碍和限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总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完全一体化的社会总体结构形式。
——摘编自郑世明《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停滞性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阻碍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礼法结合的理念与制度成果深刻影响到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法制文明建设。儒家纳礼入律，借助礼义道德的力量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封建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其禁锢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难以成形……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传统“礼法治国”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并不因为传统而过时，关键在于要与世推移，以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德治法治融合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2）据材料二，概括“礼法结合”的影响；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中"礼”、“法”的内涵。
材料 毛晋，明末藏书家、出版家和文学家，江苏常熟人。少年时期，他曾接受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并游学于名师硕儒之间。毛晋一生“访逸典、搜秘文”，孜孜不倦，为其“正学”而服务，他认为出版的目的就是宣传儒家思想、教化世人、维护世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文学复古之风波涛汹涌，古籍刊刻成为时尚，毛晋“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竭尽全カ，寻求善本，追求版本选定和刊刻的精益求精。他所刊刻的《十三经》《十七史》等书籍前后有序、上下联系，并精心策划，能抓住读者的收藏及购买心理。他创建的汲古阁就像一座开放经营的图书馆，接待四方前来阅读的读者，“海内胜流至常熟者，无不以汲古阁为最”。
——摘编自岳淑珍《毛晋出版思想略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晋的出版思想理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晋出版思想理念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下面是19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不同地区的动力使用情况表。
| 地区 | 工厂数量（家） | 蒸汽动力（马力） | 水动力（马力） |
| 北部地区 | 934 | 26513 | 6094 |
| 苏格兰 | 125 | 3200 | 2480 |
| 密德兰地区 | 54 | 438 | 大约1200 |
| 总数 | 1113 | 30151 | 大约9774 |
——摘编自杨松《近代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研究（1760~1860）
材料二1913年前全国共有231家民族纺织企业，资本3254.7万元，到1920年已增加到475家，资本8275万元。纺纱业在1913年共有纱锭65万枚，到1919年增至118万枚，同一时期，布机由2016台增至2650台。厂数和纱锭、布机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超过以往20多年所有积累的两倍多。与此同时，广大农民织户纷纷破产，愈来愈多地变为向商人领纱织布、拿微薄工资的织户。如河北高阳的这种织户在1912年占全部织户的34.5%，到1917年增至69.2%。而少数资金雄厚的织户，则雇佣织工，扩大生产。一
——摘编自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工业动力的发展状况，并分析这一发展状况对英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中国民族纺织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忽必烈时期，元朝就建立起从蒙古本部通往窝阔台、察合台汗国（主要领土位于今中亚地区）的驿道，从山西雁门至别失八里置30个新的驿站，伊利汗国（主要领土位于今西亚地区）又把中原地区的驿站制度推行到其境内。元朝与各汗国都在交通大道上置护路卫士，颁布保护商旅的法令，维护路途的安全。东西方之间使节、商旅、僧徒、旅行者的双向流动络绎不绝，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昭示了亚欧大陆全面接触和互动的肇端，中国与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
——摘编自石云涛《元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往来》
材料二 公元13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特别是其上层的统治集团已逐步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对粮食、纺织品、饮料等的需求越来越大。元政府不惜以“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不但给北上通商的色目商人发金银牌符以使其获得乘驿优惠，而且“特免收税以优之”。……尽管蒙元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必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被其“征服”，但蒙古游牧民族的这种“重商”传统观念及其相应的蒙元帝国的有关经济政策与中原汉族统治阶级一向主张的“重农抑商”传统政策总是有所不同，至少也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对于包括丝路贸易在内的蒙元内外贸易经济，无疑起着积极作用。
——摘编自蒋致洁《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政府维护丝路畅通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政府“重商”的原因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