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跨国计量经济分析表明，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事实上，1780—1801年英国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GDP增加额的21%,相当于同期工业产出增加额的50%以上；而在英国出口增加额中，美国占据了大约60%。国际贸易在利润和降低成本的双重激励下，能够促进更多创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创新变得更有可能。在工业扩张时期，英国的创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市场。的确，当时英国自身不具备实现工业创新的条件，而国内条件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因素，但是海外市场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英]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奥罗克《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二   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有两大主题：一是要清除国际贸易的障碍，二是要稳定国际金融形势。在清除国际贸易的障碍方面，美国认为关税问题是会议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而英法则把战债问题作为首先要清除的障碍。在稳定国际金融形势方面，罗斯福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贬值提高物价、振兴美国国内经济，但英法却强调币值稳定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最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会后，英帝国的成员国正式组成英镑区，法国为首的金集团则形成了更加充分的保护圈。美国则采取单边主义金融政策，以双边贸易协定开辟贸易市场，构建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摘编自金卫星《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探析》

材料一   中国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因此历代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建设，至隋代已具宏大规模，史称“资储遍于天下”。与此相关的是荒政思想，《周礼》中的“荒政十二书”集中体现了先秦时期对荒政的认识，其中的一些月令书中强调人的活动要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以避免灾害发生时可以保证人的生活用度。中国古代重本轻末的思想往往忽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明清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正常开展国际的贸易活动。因此，要解决国内粮食安全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甚至实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中国古代贫富之间面临的饥荒风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社会动乱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粮食安全的水平也由此而大大降低。研究表明，至宋元时期南方稻谷的亩产量已达343市斤之多，粮食需求和供应从量上看已能满足人民的正常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可能更多来自于人口增长、自然灾害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中国传统追求高粮食自给率的粮食安全战略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6.16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粮食也出现了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作为崛起的大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自然会升级食物消费结构，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转变，因此中国无疑需要依赖国际市场来实现国内食物基本均衡；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实现国际粮食稳定的基础上需要给全球贸易伙伴一个稳定的农产品需求预期，同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重点，借助于中国对外基础设施与农业技术援助提升全球粮食生产能力，并推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这样既给中国粮食安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最后，中国应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加强全球农产品贸易与区域农业合作，在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方面有所作为，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秩序。

——摘编自毛学峰等《重塑中国粮食安全观》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材料   进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竞相自放县长。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且唯省令是从，地位十分低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拟订《县长考试暂行条例》，由中央派官员前往各省举行县长考试，以此选拔县长。但由于考试形式和内容仍是变相的科举考试，使得考试及格者往往难以胜任县长职务，再加上国家对县长任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省自行其是，从而导致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非常低。1929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县组织法》，规定县长人选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2-3名，经省政府择一代理，再由省政府将其履历书送至内政部审查合格后，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这实际上将县长的初选权委托于民政厅长一人之手，难免滥用职权，任用私亲，甚至以县缺为聚敛的工具。于是每一次民政厅长的更替，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班。在任县长随时有解职之虞，因而无日不在打算失业后的生活出路，小则收受贿赂，大则贪污公款，基层吏治自然日滥。

——摘编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材料   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文明与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1840年，眼看一个老大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远来的“夷狄”小邦，日本朝野为之震动，这可视为日本人现代觉醒的开端。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或称“佩里扣关”，成为日本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看做明治维新的起点。明治政府实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的“文明开化”政策，号召动员国人学西方，下令神佛分离，儒学被全盘否定，西装被定为官服。画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让位于贝多芬、瓦格纳。一时间，“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如无本之木，缺乏支撑点，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冈仓天心针对“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以回归儒学、恢复民族自觉、重建日本文化为目标的“亚洲觉醒论”。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随着大规模的海外掠夺及世界市场的开拓，17世纪法国重商主义产生，拿破仑帝国时期仍被采用，并出现了新的方式即大陆封锁。一百多年中英法两国商业战争和彼此之间的封锁、贸易禁运等，就像两国之间的正常联系一样。1805年，法西联合舰队同英国海军舰队在特拉法加海角激战，法西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灭。这样，英吉利海峡终于成为法军不可逾越的“山巅”。1806-1807年，第四次反法同盟被击败，拿破仑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惟独英国本土没有受到拿破仑的直接打击。1806和1807年拿破仑颁布敕令，开始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

——摘编自周明圣朱兆伟雨杉《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探源》

材料二   “大陆封锁”实行之初，英国贸易被从欧洲大陆排挤出去，从而为法国的工业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这种在“保护屏障”后面的发展是局部的、暂时的。封锁实施后，英国以反封锁对抗，使法国失去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大量出口商品的积压，断绝了由英国输入的工业原料、新技术、新机器的机会，压抑了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殖民地货物因无法进入欧洲市场而价格扶摇直上，严重影响了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的生活。各国以对走私的宽容和对封锁禁令的敷衍来进行对抗，沙皇对殖民地（包括英国殖民地）的商品敞开了大门，大量的英国货物涌入俄国，并转销欧洲大陆，法俄矛盾激化，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拿破仑惨败。战争惨败不仅宣告了背离经济全球化的大陆封锁政策的破产，也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拿破仑统治的信号”。

——摘编自伏广存《背离经济全球化的深刻教训——析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失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