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二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霍布斯鲍姆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民族主义是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而出现的，它表现出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即“坚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它可以发展为一种最具民众动员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摘编自罗富明、罗绍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材料一岛上（海地）有约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还有人数约略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和四十八万名奴隶。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与法国的殖民意向相冲突，岛上的矛盾情势随之引爆。巴黎的革命人士愿意将选举权扩大适用于海地的自由白人，乃至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却无意废除奴隶制，以免断掉法国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于是，海地的黑人雅各宾党决定自行解放，从而爆发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解放战争之一。

材料二经历百余年奴隶政权的严酷统治，这些得到自由之身的黑人决心放个长假。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们不愿替甘蔗园卖命，反而展开土地改革，将大庄园分割成小块土地。同时，独立后的海地赫然发现自己基础设施贫乏，资本稀少，农民未受教育且无治理经验。占人口少数的黑白混血儿贵族兴起，他们剥削广大农民图利自己，国家却几乎停滞不前。贵族统治不稳时，美国出手相助（1915—1934年遭美国占领），以维持“稳定”。海地找不到可取代糖的产品，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材料：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籍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

——摘自《皇朝政典类纂·户役一》

材料一   济贫法制度的根本缺点是，它以救贫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济贫法制度下的任何救济都是在贫困成为一种事实以后方才提供，而不是在可能出现贫困之前提供，以便防止贫困。因此，济贫法制度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愈发复杂，贫困的原因更加多样化、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以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1870—1914年，英国的社会问题类型复杂、程度严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贫困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问题，失业问题、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绝不亚于贫困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尽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是各种社会问题本身的影响愈发明显。济贫法制度陷入困境之中。

——摘编自杨山鸽《后福利国家背景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材料二   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变迁的历史比较

——摘编自高鹏怀《历史比较中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

材料一   古希腊民主政治背景下，戏剧在公民教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集体观剧的过程和对戏剧的品评经常被视为大型的参政模拟现场。民众乐于记诵戏剧内容，并得以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使用剧中流畅的表达和优美的修辞，甚至借模仿戏剧朗诵来锻炼自己的演说能力。柏拉图认为，“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对于古希腊戏剧观众而言，他们所记住的不仅仅是戏剧人物的言谈和修辞，同时还有戏剧台词的内在逻辑结构，他们通过模仿剧作家形成自己的思维框架。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全剧末尾，歌队尽管受到神的警告，却依然心甘情愿地陪着普罗米修斯堕入地狱，“普罗米修斯在雷电中消失，歌队也跟着不见了”。今人阅读剧本时，凭借共情与想象力依然能够体会到剧场中心灵的震撼。

——摘编自颜欣萌《古希腊戏剧与公民教化》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辉煌的文学形式是戏剧。它原先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早期其情节很短，演员是业余的。至16世纪下半叶，戏剧迅速发展，演出场地也从教堂搬到剧场，并出现了职业演员。此后，剧场成为伦敦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剧院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历史剧和爱情剧取代圣经故事，成为主要题材。在当时戏剧首先属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剧作家的初衷只是取悦于观众。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三   清朝实行“湖广填四川”时，高腔、皮黄、梆子等戏曲声腔也随之入川。当时四川“大约西人用秦腔，南人用昆腔，楚人土著多曳（弋）声曰高腔”。但随着移民后代的原籍意识逐渐消融，形成一个以高腔为主、五腔并存的大剧种——川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川剧各戏班、剧团要求艺术革新的民主思想日益浓厚，兴起了以穿戴时装、演时事为特点的川剧时装新戏。抗战爆发后，川剧界编演了《枪毙韩复架》等大量直接反映抗战事迹的时装新戏。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川剧舞台上总计演出过400多个时装新戏剧目，有力推动了川剧的变革。

21世纪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倡导和资金支持下，川剧院团本着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川剧艺术的目的，免费将优秀剧目送到校园演出，教授中小学生学习川剧表演、打击乐。不少学生看完戏后，对川剧产生了兴趣，感叹传统川剧的博大精深。各院团还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川剧进社区活动，以名家名段演出惠民，满足了社区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提高了社区居民共创和谐社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摘编自杜建华《川剧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