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材料一   印第安人的烟草种植一直以自己吸食、仪式用品和简单交换为主，并未形成规模种植。成规模的商业化种植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开始的。欧洲人学会了印第安人的吸烟方式，他们认为吸烟具有治疗的功效，由此吸食美洲烟草的热潮席卷了欧洲。……17世纪上半叶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颇为繁荣，甚至影响了粮食供给。烟草种植要进行一系列程序繁复和艰苦的劳动，这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时间。……在巨大利润吸引下，北美南卡罗莱纳的烟草种植于1799年达到高峰，之后却急剧衰落。在市场推动和利润刺激下，短绒棉种植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在很短的时间里，南卡罗莱纳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肥沃的山谷变成了白色的海洋。1800年左右，很多地区的烟草种植被棉花所取代。

——摘编自滕海键《环境史视野下美国南部烟草与棉花种植的兴衰演变及其原因》

材料二   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的一份文件里说（法令）“禁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制造供我们自己使用的商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暴政的例子”。并据此宣布，“这些法令无效时所依靠的真实根据是，英国议会没有对我们行使权力的权力。”1749年，英国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预言，如果英属美洲殖民地在经济上感到自给自足时，它们将会起而反抗。到了18世纪70年代时，英国政府不仅对殖民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呼吁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损害殖民地利益的政策，这一下子“激活”了早就存在于殖民地许多居民脑海中的独立意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改变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摘编自王晓德《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休闲生活视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古希腊每年有50多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政府要求一个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创造和享受幸福生活的好公民，不必人人都是“至善的人”，公民个人的“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当人的自然人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应依据自然法而行动。在国家层面，为全体公民提供享受休闲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城邦（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判断一个城邦政治是否修明的重要指标。在个人层面上，对休闲生活的选择是公民个人的自由，享受休闲生活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玉芝《中西方古代社会休闲观念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工厂中开始实行法定周末假日。使工人定时休闲的时间有所增加。在1850年以前很多产业工人就开始享受星期六半日假。1859年据工厂视察员报道，工厂法的实行，更加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与此同时，工业化生产使日常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休闲的方式和内容。是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的收入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正是由于收入的增加，才使商业化休闲活动和新式休闲消费品得以稳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时期的铁路不仅能够通往工厂或办公室，还能通往海滨和乡村，这为人们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

——摘编自马婕好《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材料三   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不仅给人们观念带来根本的转变，而且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它使个体的自由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自主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日益发展的横向文化交流、融合中，将越来越形成高度文明、进步、新颖、科学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生活质量必将不断提高。

——摘编自刘海春《现代休闲生活方式的本质、样态及未来走向》

材料一   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南北朝后期，世族走向衰落，庶族势力发展壮大，要求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权的机会。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扩大政权的人才基础，也需要破除九品官人法，将人才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就选拔人才制度的形式而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着一定的渊源。旧制度的合理因素为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科举制将选官权集中到朝廷，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扩大其统治基础。它为庶族学子乃至贫寒子弟打开仕进之门。使官僚集团得以不断扩充更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士子必须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但是，科举制片面地以文章、诗歌为衡量标准去选官，必然将学子引到一味追求空谈泛论的方向，特别是八股文等模式固定的体裁，只会使人思想僵化。

——摘编自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材料三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封建时代备受称赞。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政治改革大潮涌动，科举制所代表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制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废科举，兴学堂”势在必行。1905年，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

——摘编自杜怀亮《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材料：至明代中后期，以田赋赋税为主，对田赋的征收与管理也占主导地位。存在多年欠税和严重偷税漏税两大问题。为此，张居正采取了两项整顿措施：一是“稽查”，二是“清丈”。万历元年，张居正进一步推进其稽查考核之法，并明确规定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根据紧急、困难、容易等情况确定期限。如迟延或管理不善，应移送有司。使用月检、年检进行层层把关、互相监督的方式，使得一切政令，从头到尾官吏都不敢懈怠。一条鞭法颁行年余就使得中央税收显著增加。不到五年时期，国家税收收入达到435万两，比隆庆年间增长74%。另一方面，消费下降到349万两。收入收支平衡，且有85万两的盈余，扭转了多年的中央财政危机。

——摘编自贺晟《“一条鞭法”与明地方财政法制演进》

材料一   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已经铸就了历史的丰碑。当时的西欧，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热，朝野市井到处可见中国文化的影子，如茶叶、陶瓷、丝绸、儒家学说、政治制度……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从康熙中期开始的，历经康、雍、乾、嘉四朝，被认为是清代的盛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同一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还远未建立体系。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学者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想来证明其所推崇的“理性”，并以之对抗宗教的愚昧和皇权的神圣。孔子的这套充满实用理性和自然理性的道德体系，无疑为启蒙思想家们抨击宗教提供了极好的武器，而中国完善的官僚体系和文官制度，则是对抗西方世袭制的有力理论。

——摘编自蔡若明等《论十八世纪西欧的中国文化热》

材料二   “中国热”到十八世纪上叶达到高潮，衰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由于“礼仪之争”，中国皇帝实施了禁教，罗马教廷也在1773年取缔耶稣会，使传教活动走向终结。“四大发明”曾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技术动力，而十八世纪中叶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停滞不前是欧洲人贬华的重要原因。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临近，民主、自由被更多欧洲民众接受，专制主义被完全否定。孟德斯鸠揭露了中国政治中的很多弊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主义国家”。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一   公元前561年，舌希腊哲学家卓罗斯为当时的奥运会起草了一份竞赛章程，规定：竞技者必须是希腊人，女子不能参加和参观比赛，违者处死等。古希腊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天举行献给宙斯的祭礼，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宙斯像前举行宣誓仪式。最初竞赛项目只有场地跑，后来逐渐增加了摔跤、五项全能、拳击、赛马、角斗、战车赛等，最多时达23项。

——摘编自许海山《古希腊简史》

材料二   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开幕，来自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大不列颠、希腊等13个国家的使者出现在体育场的跑道上。比赛项目有古典式摔跤、自行车、田径、游泳、射击、网球、举重和击剑。30岁的希腊妇女斯塔马塔找到组委会，坚决要求参加马拉松比赛，因为选拔参加者的期限已过，组委会无法将她列入比赛名单，但允许她与另一位报名参加马拉松赛的美国妇女一起竞技，后来那名美国妇女缺席，斯塔马塔一个人跑完全程。

——摘编自瓦·利·施泰因巴赫《奥运会通文》

材料三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2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孟加拉国、巴标、格林纳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罗门群岛、赤道几内亚等国代表。未参加本局奥运会的有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代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许海峰在50米小口径步枪射击移动靶中获胜，产生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员夺得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摘编自瓦·利·施泰因巴赫《奥运会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