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1800年，英国伦敦的人口达到了100万，还有其他6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和10万之间。50年之后，伦敦的人口飙升到了236万，有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另外有18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和10万之间。到1850年，英国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或者城镇中。

——摘编自唐庆《近代英国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史料二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方向发展。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政厅——广州市政厅成立……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到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10.6%。

——摘编自马春辉《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

史料三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摘编自叶剑平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材料一   到180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伦敦之外的17个城市人口在2万到9万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中。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1881年城市人口已是农村人口的两倍。“从182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开始流向工业和服务行业，与它的邻国相比，这种现象在法国表现得尤其明显……1851年仅有3%的法国人住在经济发达的塞纳省，及至1911年，居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已占法国总人口的10%。”

——摘编自[英]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城市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通商口岸。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后，即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前后经历了约100年的时间。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因此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历史也和近代工业化一样。

——摘编自王圣学《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经济分析》

材料三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整治。”1987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和城市建设监察队伍，从整顿市容环境卫生入手，城市管理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城市建设综合性管理。

——摘编自汤文仙《从接管城市到治理城市：我国城市管理的探索与思想演进》

材料四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

材料六 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1868年颁布的《托伦斯法》赋予地方政府处置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私人住房的权力，1875年颁布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制订改造贫民区的计划。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公共设施，初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882年每间房屋平均住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降为12%，到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0.9%。此后，政府又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和工人住房，并出台了“建造法令”来控制沿街住房的布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七   在工业革命刺激下，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欧洲占据首位，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的需要，工业革命带动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英国城市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因素。由于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使城市逐步产生了吸收大量劳动力的能力。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变化，加强城市和城乡之间的联系并使处于交通枢纽的城市和城镇能够迅速成长。

——摘自陈爱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城币化》

主题一   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宋初，北方作物的大规模南移和占城稻的引进推广，在耕作制度上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同一块地上不同作物可以接续栽种，不少茶农、桑农、果农等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而是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再购入粮食、布帛等生活必需品。

——摘编自张其凡《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闻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四   宋元时期，南北交通改善，为技术和贸易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氛围宽松自由，商业空前繁荣，同时在税赋方面大量征收纺织品。这一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徙，为江南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将北方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到江南地区。1289年，元世祖又“诏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在此情况下，棉纺业在各地广泛兴起，元代棉花已能与丝、麻纺织原料鼎足而立。

——摘编自杨敏《宋元江南纺织手工业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

材料五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庄园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主题二   社会的变化

材料六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七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八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九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些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摘编自高德步《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主题三   儒学的复兴

材料十   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儒学这时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摘编自吴泰《中国史话》

材料十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十二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材料十三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主题四   文学艺术和科技

材料十四   宋代市民文化的繁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宋代各类文化式样更趋世俗化、大众化。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不仅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俗词、话本艳曲等大量的通俗文学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其突出标志就是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受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自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材料十五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科技成就走在世界的前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数学、传统医学、传统天文学、法医学、传统农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政府推动出版了一系列的科技作品如《梦溪笔谈》、《圣济录》、《洗冤集录》、《统天历》、《农书》等。四大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用于军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

——摘编自刘芹《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以宋明为例》

材料十六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

主题一   西方主要国家基层治理的历史与特点

材料一   17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扩张，地方领主及其代表出席或主持村民会议的权利被进一步限制，君主政府不断加强对村官的控制。后来，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造成乡村共同体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人们参与管理乡村事务的热情普遍降低。作为共同体主要纳税人的部分村民则利用这一机会及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逐渐把持了乡村的政治权力，决议权从全体村民转移到村民“委员会”，带来乡村共同体内部权力机构性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利用乡村共同体在近代早期所遭遇的经济困难，将其置于自己的“财政监护”之下。在掌握共同体经济命脉的同时，中央政府逐步实现了对这一地方政治单位的直接控制。

——摘编自熊芳芳《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材料二   1620年秋天，一艘来自英国的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搭载着若干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新大陆。他们在上岸之前签署了《五月花公约》，宣称建立自治机关，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他们长期扎根在北美乡郡，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和丰富的地方自治和管理经验，逐渐形成基于自然法的市民社会雏形。在殖民地时代，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侧重经济管理。各个乡镇任命自己的行政官员，规定自己的税则，征收并分配自己的税款。美国独立后，地方自治制度得到较为充分的实行。南北战争以后，州政府开始加强对市镇的控制，但遭到了居民的反对，居民以宪法为依据，开展“家乡自治”运动。

——整理自【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三

——摘编自边防、吕斌《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主题二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材料四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材料五   与高消费并行的是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这一政策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制定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改革政策。但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是在第世界大战以后，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欧五国，最突出的是瑞典，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它（福利政策）力图拉起一张社会保障的大网，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可以生活下去，同时又搭起一架社会进步的阶梯，为人们提供向上进阶的可能。……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力不强，中产阶级日益削弱，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在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被称作难以治愈的“瑞典病”，它是一种由福利国家政策而引发的现代社会病。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六   17世纪，英国气候寒冷，谷物歉收，流民增多。英国政府在1600年以来，多次颁布《荒政令》，平抑粮食销售价格，打击谷物商囤等投机行为。同时，政府还采用多种手段，如扩大耕地总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土地利用率和采用农业新技术发明等提高粮食生产。面对社会流民问题，英国政府通过《济贫法》，将济贫与惩贫相结合，明确政府在救济贫民方面的职责。1665年伦敦瘟疫期间，英国政府还出台了卫生立法，建立疫病医院，实行隔离防疫、城市清洁等，并加征了特别税。

——摘编自孙义飞《17世纪英国如何走出危机》

主题一   新中国的成立与人民政权的巩固

材料一   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摘编自《历史上的今天》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面临着多种威胁政权的问题。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人民解放军仍在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装东北边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城市中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为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必须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应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危害。

——摘编自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材料四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年底，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摘编自《土地改革运动》

主题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材料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材料六   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注：指新中国在外交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摘编自宋晓芹《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主题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材料七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表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底基本解决了革命遗留任务，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毛泽东指出，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朝鲜战争尽管以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收尾，但西方国家仍在排挤、封锁中国，要突破帝国主义阵营封锁，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同时，苏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又曾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也极大鼓舞了新中国。如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了巩固国防，重振国威，那么对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护航。

——摘编自王栎曦《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必要性的思考》

材料八   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但存在许多弱点。1895—1913年创办的549家厂矿中，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17家，资本在十万无以下的小厂却有303家，占总数的55.2%。同时，民族工业大都是投资少的轻工业，重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尤其是作为工业基础的机器制造业更难发展。民族工业的机器厂实际上大都是不能制造机器的修配厂，而进口的机器也很少，产品达不到“价廉物美”的市场需求。外资在华企业凭借特权，一般获利较高，以此为诱饵，招华商入伙附股，结果往往被兼并或倒闭。

——摘编自庄鸿锋《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九   “一五”计划开始时，工业化所需巨额资金主要取自我国的农业。民国时期中国的积累率从未超过6%，而1953年以来，积累率高达20%—30%。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3.6%。“一五”计划期间，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以及重型机械等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摘编自高粱《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

材料十   西方国家议会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有一些特有的东西。在国家政权体系中，西方国家议会是法定的立法机关，独立行使国家立法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在与政党的关系上，西方国家的议会是各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必经途径，是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场所；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是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的法定渠道。在组织运行上，西方国家议会贯彻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均衡制约原则；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则实行以权力统一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摘编自李秋生《正确认识西方国家议会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基于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确立了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切实保护人民健康，为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推进理清思路，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为更好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以有限的经济基础发展医疗事业，逐渐把以区域防疫为重点的医疗卫生工作方向转移到开展全国性医疗卫生工作上来。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新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并要求在各地修建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让中医在新中国贫瘠的现实资源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正式颁布《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其内容明确对增补医疗机构提出相关要求，规定了各地方要有计划地改进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

——摘编自李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全体人民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制度，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降低，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摘编自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报告

材料三   自1900年后，北京饮水卫生事业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技术改良改善了北京饮水状况。晋升技术的进步，很多人喝上了甜水。接着，基于现代设备和化学化验的自来水公司建立起来。此时，不过，人们已从简单地以口味苦甜区分井水的好坏，北京饮水卫生进入到国家主导时期。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变只是一种附带效果，而细菌理论指导的公共卫生则是一种官方的主动作为。1920年代，人们开始应用科学细菌方法检验水质。1928年8月，公共卫生成为政府职责之一，一方面积极建设专业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又大力普及科学饮水卫生知识。

——摘编自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材料四     现有的公共卫生护理是近期发展的成果，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遥远的过去。其中之一便来自启蒙运动的教海，即期望通过向穷人们提供能够让他们自救的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个则是向生病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患善传统。正是由于这两者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和卫生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英国、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逐步发展起来。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区做出了努力，在有组织的基础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同时、健康家访作为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个发展方向，也于19世纪60年代率先在英国兴起，20世纪初，许多城镇都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家访员。英美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最初可见于专科护理活动，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其他类型的护理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并融入公共卫生护理的主流。例如，1908年，由于国家规定学校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以及教育委员会的不断督促，英国诞生了学校护士一职。于是乎，结核病护士、骨科护士、市立助产士等也相继诞生。近年来，虽然有些工作如助产士等仍具有专业性，但公共卫生护士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

——摘编自（美）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同时，在城市职工中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疾病的治疗。为消灭血吸虫病，1955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血防领导小组，并在疫情严重的江南各省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站。在国家的号召下，科研、医疗人员奔赴一线，指导群众摒弃陋习，实行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时，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了清理钉螺运动，以消灭传染源。

——据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六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材料一   黑死病（亦称鼠疫）在欧洲大流行期是1347年至1351年，但仅仅这五个年头就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或至1/2，很多镇甚至是全员灭绝。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让幸存者开始庆幸劫后余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特别是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对灵魂得救的全神贯注，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

——摘编自彼得·勃鲁董尔《死神的胜利》

材料二     欧洲殖民者对天花的免疫力较强，死于天花的人很少。而当他们踏上美洲后，天花迅即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传播……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当地印第安人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在被包围的阿兹特克首都中，天花使得人口从原来的30万锐减到15万，活着的人也大多染病，最终被殖民军攻陷。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在血与火的浩劫之上建立了墨西哥城……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

——摘编自李建中《世纪大疫情》

材料三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5000万至1亿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为17亿人左右。“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其最早起源于美国。这次流感的大暴发或许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美）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

材料四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五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态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辩证论治”。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光防、既病防变、后防复”。中医诊断主要由医生自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干预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掌、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六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医疗卫生事业现状，在中医工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中医科学化”政策。“中医科学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让中医学习西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中医科学化”政策为新时期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中医学习西医、用西医改造中医，存在否定甚至歧视中医的倾向，未认识到中医理论的独立性，放大了中医当中的迷信和不科学因素，导致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

——摘编自宫正《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七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药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延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八 5个通商口岸教会诊所（医院）简表

——摘引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九   19世纪末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大量涌入中国。面对民族的危机，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以拯救民族危亡，整个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良思潮，中医界亦受到改良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一些人看到西方医学的长处，欲将中西医学汇通，以发展中国医学，并为此做了一些尝试，在客观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作为学术上的派别称作中西医汇通派。汇通派基本宗旨是吸取西医之长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摘引自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