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     中国古代货币演进历程

材料一：武帝即位后，鉴于市面上因流通“半两”“四铢”“榆荚”等币量不一的货币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收回封国的铸币权，并严禁民间私铸。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中央政府收回铸币权……铸造新的五铢钱……式样划一，币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盗磨……至唐武德四年（621）废止，前后跨度为733年。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材料二：宋朝从1024年正式发行交子起，历经钱引、关子、会子等各种名目的纸币，到南宋灭亡止，有25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有效的制度限制纸币的发行，因此纸币总是引起高通胀和恶性通胀。元朝也有130多年的纸币发行史，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但唯一的亮点仍然是白银。宋以前的价值尺度是铜钱，“自元代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以白银为流通手段”。明朝于1436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各项皆用银折纳，是白银确立本位货币地位的标志。

——摘编自杜恂诚《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

材料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停止金本位，实行外汇倾销。国际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的银价，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国内市面投机活跃，物价狂涨，购买力锐减，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为了改变以往各家银行皆可准许发行货币的混乱局面，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并无限制购售外汇，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禁止白银流通，并收归国有，放弃银本位制，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稳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工农业的发展，国内储蓄日渐增多，1936年国内储蓄由改革前的27亿增加到35亿。

材料五：人民币是在统一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冀南银行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西北农民银行币、北海银行币等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印刷必须力求精细，应由中国人民银行派员负责检查票版、票纸，切勿粗制滥造，以防假票流行”。1948年11月，首批人民币印出，毛泽东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刘贵生等主编《现金的魅力：人民币雕刻之美》

材料六：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第五种入篮货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币储备总额为1228.02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为1.23%，较2016年同期增加0.15个百分点，是继美元（62.7%）、欧元（20.15%）、日元（4.89%）、英镑（4.54%）、加拿大元（2.02%）和澳大利亚元（1.80%）后的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

——摘编自谈俊《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主题二   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

材料七：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以下是各国使用金本位制的时间

材料八：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金本位制崩溃。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国际货币关系陷入日益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二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值，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摘编自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九：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实力地位进一步下降，美元购买力也日益下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美元贬值并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不予理睬，于是德、意、比、荷等国先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后，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

——摘编自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建立，各国货币不再规定含金量，黄金也不再用于官方结算，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使命终结。……现行汇率制度呈现弹性化趋势。在牙买加体系建立初期，大约有85%的发展中国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本币与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到45%，1997年进一步降至40%。固定汇率制度占比大幅减少，意味着汇率制度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特征。……欧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元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局面，从而推动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但是截至2012年，美元仍然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5%左右，国际外汇交易的4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的影子无处不在，美元的影响范围在扩大，流通领域在扩展，影响力度在增加。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元还无法取代美元。

——摘编自朱丰根、朱延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特征与问题分析》

主题一 全民族抗战

材料一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的会战主要有22次，重要战斗1 117次，小型战役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国军总共死伤322万多人。

材料二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从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了1945年初发展到91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9．2万多次，收复国土83．7万平方千米，占沦陷区总面积的66%。

——摘编自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材料三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并开始制造事端。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包围中，中共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巩固边区和鼓励各阶层人民抗战，提出了若干抗战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即为“三三制”。“三三制”政权的特点表现在人员分配方面，规定了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派分别占三分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

——摘编自杨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材料四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完整论述。毛泽东认为抗战作战形式应该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持久消耗战略的思想，其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国民党制订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方针，但在实战中又设想用顽强的阵地防守充分杀伤敌人，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1938年国民党提出“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但同年蒋介石又下令，对各地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一律勒令取消”，李宗仁说国民党把抗战“前途建立在欧战和世界大战之上”，因此在日本进攻面前被动应敌、苦撑待变。

——祝滨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主题二 东方主战场

材料五   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苏联，苏联3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2.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且全部为军火贷款，苏联援助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火物资通过新疆和甘肃的西北国防大通道输送到内地抗战前线。而同期美、英、法的援助总共才2.6亿美元，且均为非军事贷款，主要用于购买非军事品和稳定货币。

从1940年起，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的主要国家。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美国援助的枪炮弹药、飞机坦克及各种军用装备通过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驼峰航线进入昆明、重庆等地，租借法援助总额达到13亿美元左右。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等

主题三 抗战的胜利

材料六  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旗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同心协力，一起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源华《中华民国史（第十卷）》

材料七     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从宏观的视角看，它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枷锁，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获得了平等地位。抗日战争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的三级跳……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造，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

——摘编自王建朗《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

材料一   魏晋时期，统治者将太学作为表彰文治的“装饰品”，国家为了让太学生研习学问，给予免役的特权。然而，由于当时战争、土木工程的繁多，反而本末倒置，很多人进入太学以求“避役”。结果，便导致因门第而拥有免役特权的“高门子弟”不屑于进入太学，他们厌恶太学更重要的理由，还有负责教学的太学博士地位低下，素质恶劣，对儒家学问不甚关心。随着“门第世族之风”的形成，官僚们基于门阀，而不再依靠太学。佛教、老庄学说的盛行，也使得知识分子热衷于佛学、玄学。西晋泰始八年，因学力不足，朝廷决意遣散太学生。

——摘编自[日]福原启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1月，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复校事宜。张百熙受命后，积极从校舍、图书、课程等方面为复校作准备。1902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入学考试，12月27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复校后的京师大学堂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又增设进士馆，设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

——摘编自杨波《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一京师大学堂》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一场对包括教育在内各项事业的政治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集中表达了力求“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愿望，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这也是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最低标准。1999年至2004年的6年间，平均增幅高达24.8%。“99扩招”是把教育用于经济改革的典型例子，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是扩招最终的核心政策目标。

——摘编自高水红主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