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海地铁建设的酝酿和筹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地铁建设从战备工程回到市内交通运输上，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93年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南段建成试运行，标志着上海的城市交通进入立体化时代。

材料二   上海地铁开工建设到现在30年了，已经形成19条线、772公里、459座车站的大网络，通车线路总里程位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

材料三   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于2023年7月正式开通运营，并与上海地铁11号线实现“双11”交会。苏州、上海这两座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实现了轨道交通系统的跨省市互联互通，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基于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确立了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切实保护人民健康，为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推进理清思路，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为更好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以有限的经济基础发展医疗事业，逐渐把以区域防疫为重点的医疗卫生工作方向转移到开展全国性医疗卫生工作上来。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新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并要求在各地修建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让中医在新中国贫瘠的现实资源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正式颁布《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其内容明确对增补医疗机构提出相关要求，规定了各地方要有计划地改进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

——摘编自李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全体人民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制度，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降低，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摘编自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报告

材料三   自1900年后，北京饮水卫生事业发生了较大变化。早期，技术改良改善了北京饮水状况。晋升技术的进步，很多人喝上了甜水。接着，基于现代设备和化学化验的自来水公司建立起来。此时，不过，人们已从简单地以口味苦甜区分井水的好坏，北京饮水卫生进入到国家主导时期。技术进步带来的改变只是一种附带效果，而细菌理论指导的公共卫生则是一种官方的主动作为。1920年代，人们开始应用科学细菌方法检验水质。1928年8月，公共卫生成为政府职责之一，一方面积极建设专业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又大力普及科学饮水卫生知识。

——摘编自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

材料四     现有的公共卫生护理是近期发展的成果，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遥远的过去。其中之一便来自启蒙运动的教海，即期望通过向穷人们提供能够让他们自救的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另一个则是向生病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护理的患善传统。正是由于这两者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和卫生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英国、美国的公共卫生护理逐步发展起来。19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区做出了努力，在有组织的基础上为患病的穷人提供家庭护理。同时、健康家访作为公共卫生护理的另一个发展方向，也于19世纪60年代率先在英国兴起，20世纪初，许多城镇都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家访员。英美公共卫生护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最初可见于专科护理活动，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其他类型的护理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并融入公共卫生护理的主流。例如，1908年，由于国家规定学校儿童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以及教育委员会的不断督促，英国诞生了学校护士一职。于是乎，结核病护士、骨科护士、市立助产士等也相继诞生。近年来，虽然有些工作如助产士等仍具有专业性，但公共卫生护士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化。

——摘编自（美）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

材料五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同时，在城市职工中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疾病的治疗。为消灭血吸虫病，1955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血防领导小组，并在疫情严重的江南各省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站。在国家的号召下，科研、医疗人员奔赴一线，指导群众摒弃陋习，实行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时，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了清理钉螺运动，以消灭传染源。

——据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六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材料一   黑死病（亦称鼠疫）在欧洲大流行期是1347年至1351年，但仅仅这五个年头就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或至1/2，很多镇甚至是全员灭绝。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让幸存者开始庆幸劫后余生，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特别是城市里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对灵魂得救的全神贯注，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

——摘编自彼得·勃鲁董尔《死神的胜利》

材料二     欧洲殖民者对天花的免疫力较强，死于天花的人很少。而当他们踏上美洲后，天花迅即在当地的印第安人中传播……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当地印第安人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在被包围的阿兹特克首都中，天花使得人口从原来的30万锐减到15万，活着的人也大多染病，最终被殖民军攻陷。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在血与火的浩劫之上建立了墨西哥城……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

——摘编自李建中《世纪大疫情》

材料三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5000万至1亿人死亡。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为17亿人左右。“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其最早起源于美国。这次流感的大暴发或许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美）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

材料四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五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态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辩证论治”。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光防、既病防变、后防复”。中医诊断主要由医生自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干预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掌、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六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医疗卫生事业现状，在中医工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中医科学化”政策。“中医科学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让中医学习西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中医科学化”政策为新时期中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中医学习西医、用西医改造中医，存在否定甚至歧视中医的倾向，未认识到中医理论的独立性，放大了中医当中的迷信和不科学因素，导致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医西医化的倾向。

——摘编自宫正《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七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药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延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八 5个通商口岸教会诊所（医院）简表

——摘引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九   19世纪末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大量涌入中国。面对民族的危机，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以拯救民族危亡，整个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良思潮，中医界亦受到改良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一些人看到西方医学的长处，欲将中西医学汇通，以发展中国医学，并为此做了一些尝试，在客观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作为学术上的派别称作中西医汇通派。汇通派基本宗旨是吸取西医之长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摘引自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跨国长途贸易成为欧洲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有人把当时全球贸易格局概括为两个大三角，一个是东方或亚洲三角，另一个是大西洋三角。西方史学家布罗代尔说：“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品。”

——摘编自高德步主编《世界经济史》等

材料二 18世纪时英国积极从事以贩卖奴隶为主要手段的“三角贸易”。英国从利物浦、伦敦等城市用船载运棉麻织品、玻璃、陶瓷器皿、各种装饰品等,驶往非洲交换黑奴;并用船把黑奴运往西印度和南美殖民地的种植场,卖给农奴主,然后买进殖民地的糖、烟草、棉花返回英国,并将其作为原料卖给工厂主。公元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使英国获得贩卖奴隶的垄断权,不仅为英国的贩奴商人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而且加强了英国在那些需要供应黑奴来经营种植场的殖民地里的地位。

——摘自鲁中石《世界通史》

材料三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为筹集资金开始发行股票。1609年，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千上万的国民愿意把安身立命的积蓄投入到这项利润丰厚也存在着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中，一方面是出于对财富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因为荷兰政府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它每年都向海外派出50支商船队，这个数量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数量的总和。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自古代起，直到13、14世纪，可以概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这一时期开始，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公元7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族，这就是也精于骑兵作战的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阿拉伯人占有了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到了13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材料二   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美洲不是新大陆，4万年前就有了他们生活的足迹。在被欧洲“发现”前，占美洲原住民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在拉丁美洲约2500万人。欧洲人和非洲人陆续来到美洲，到17世纪中叶拉美的印第安人为950万人……1935年，南、中、北美洲的白人移民分别为4090万人、690万人、12430万人，而黑人移民则分别为1870万人、840万人和1240万人。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