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由于受借款合同的束缚，大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下经营的，“英资创办之沪杭甬、京沪及北宁三路与津浦南段一部，一切制度，悉以英制为依归；而法款之平汉、陇海、正太皆以法制为标准；胶济与津浦北段悉以德制为循规”。中国铁路从开始就采取分线设局的管理体制，不论路线之长短，运输之繁简，各路均设管理局，各路局往往各行其是，造成路政管理权分散，运输效率低下。因负责运输制度缺失，我国铁路营运往往通过行政化手段开展业务，铁路员工官僚习气严重，在货商与铁路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运输业务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二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设置适应铁路专·业化网络化需要的、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的铁路行业专门管理机构。1932年3月，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决心推行铁路负责运输制。 为全面施行负责运输制，铁道部在部内成立负责货物运输委员会，短期内制订各种章则 10种，遴派货运负责人员，针对负责运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办理手续进行培训……在负责运输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铁道部开始谋求进一步的路政统一，饬令各路与招商局办理水陆负责联运，并与各公路也办理负责联运。 从当时的货物联运收入来看，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期间除了2月份，货运进款减少外，其他月份进款一直保持增长。 随着国民党统治趋于统一和稳定，整顿路政工作明显有起色，实现了路政管理的统一。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三   在1992年之前，关于铁路改革的探讨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进行，199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铁路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铁路运输更加紧张。 1993初，全国各地提出经审核的要车计划日均12万辆，而铁路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60%。 1994年1月，铁道部召开全路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市场取向，深化铁路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铁路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即“铁路改革十三条”)，并于1994年4月22日上报国务院后下发全路。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转化铁路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三是改革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四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经营，优化配置铁路资源……。

——张雪永《扩张的动脉：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铁路》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材料一   近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遍及各省。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志在援取中国的财富，就必然会和中国民众乃至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爆发教案。1891-1900年，这个阶属于晚清江西教案的高发期，数量和频率都较前一个阶段大幅增长，这十年共发生了73起教案。晚清江西教案爆发之后，虽然中外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店，会就教案进行相关交涉。但从清政府来看，由于自身的实力比不上西方列强，所以在交涉过程中几子处于被动的位置；交涉程序，也大都是由外方向中方提出交涉，往往“每议赔款，累万盈千，上亏国帑”……办理教案交涉的江西地方官也大都深切地认识到了“教民受祸之惨，平民受扰之毒，国家赔款抚款之钜”的悲惨状况。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在交涉中据理力争，竭力斡旋……到了清代后期，江西开始设立洋务局，负责办理涉外交涉事项。

——摘编自陈丽《晚清江西教案交涉研究》

材料二   1891-1900年江西省教案时间、地区、类型分布统计表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