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2015年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年来中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中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近代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遍及各省。他们中的大部分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志在援取中国的财富，就必然会和中国民众乃至清政府产生矛盾，从而爆发教案。1891-1900年，这个阶属于晚清江西教案的高发期，数量和频率都较前一个阶段大幅增长，这十年共发生了73起教案。晚清江西教案爆发之后，虽然中外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的考店，会就教案进行相关交涉。但从清政府来看，由于自身的实力比不上西方列强，所以在交涉过程中几子处于被动的位置；交涉程序，也大都是由外方向中方提出交涉，往往“每议赔款，累万盈千，上亏国帑”……办理教案交涉的江西地方官也大都深切地认识到了“教民受祸之惨，平民受扰之毒，国家赔款抚款之钜”的悲惨状况。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往往在交涉中据理力争，竭力斡旋……到了清代后期，江西开始设立洋务局，负责办理涉外交涉事项。
——摘编自陈丽《晚清江西教案交涉研究》
材料二 1891-1900年江西省教案时间、地区、类型分布统计表
时间 | 1891 | 1893 | 1894 | 1895 | 1896 | 1897 | 1898 | 1899 | 1900 | ||||||||
数量 | 11 | 1 | 4 | 7 | 3 | 10 | 8 | 17 | 12 | ||||||||
地区 | 赣州 | 南昌 | 吉安 | 九江 | 建昌 | 广信 | 抚州 | 南安 | 饶州 | 袁州 | 瑞州 | ||||||
数量 | 4 | 16 | 10 | 10 | 9 | 12 | 2 | 1 | 5 | 3 | 1 | ||||||
类型 | 教堂被毁类 | 传教士被殴类 | 私卖地基类 | 民教挟私类 | 其他 | ||||||||||||
数量 | 22 | 10 | 17 | 16 | 8 | ||||||||||||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江西教案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明代以来，淞江地区水网淤积、水旱灾害频发，嘉定地段尤为严重，该地农民开始弃稻种棉。《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十田九棉”的种植结构加剧了当地缺粮的局面，百姓需“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兑米”，几经周折耗损。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谒见首辅张居正，积极推动漕粮折银。漕粮终得折银后，嘉定形成了一整套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众多种类的布匹远销全国各地。由此涌现了大量从事棉布生产与贸易的新兴“专业市镇”。扬州府兴化县、淮安府安东县等州县也仿嘉定争取漕粮折银。
——摘编自姜云峰《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材料二 都铎王朝（1485-1603）统治时期，在征税的问题上国王首先要取得议会的同意和支持。1558-1601年间议会授权的直接税总额为315万镑，用于战争的总花费为463.6万镑。1572年末至1573初，国王日常开支占税收总额38%。1689年《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1854年，议会制定《公共收入统一基金支出法》，规定：国内收入部、关税部的所有年度财政预算，都要提交议会。18世纪中叶在赋税用途方面，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镑，19世纪初济贫税增长了62%。
——摘编自滕淑娜《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明代嘉定漕粮折银的因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16世纪以来英国赋税制度的变化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你对赋税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少年姚莹人格形成的有利因素，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
(2)据材料二，归纳姚莹挽救危局的应对之道，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辽建立之初，主要通过世选制从契丹贵族中选拔人才.938年，辽开始在幽云地区举行科举考试，“以登汉民之俊秀者”，但契丹人禁止参加。此时考试无定期，负责官员为临时委派，管理机构也非常设。976年，辽在幽州设礼部贡院，主管科举事务。988年，辽全境推行科举，考试内容以五经为主。初每岁举行，但此后20次开科，进士及第者仅101人；1014年，改为三岁一试，平均每次及第者达88人。辽后期，甚至有契丹、白蕾等族士人及第，诵经习儒成为辽朝社会生活中的时尚。
——摘编自吴志坚等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
材料二 17-18世纪，法国在国际竞争中屡败于英国，消耗巨大，为填补国库，捐税日增。在强化君权的改革中，国王陆续增设机构转移权力，以致有些机构互不承认管理权限，在当时的法国，人们迫切需要新的制度结构来实现国家的变革。18世纪中期，启蒙思想家在构建理论时，认为中国没有世袭贵族，科举制考试选官，倡导平等，官吏都是有学问的人，工匠子弟也能当上总督，经过启蒙思想家的传播，科举制在当时的西方广为人知，“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试行用公开竞争考试的办法选拔文官。19世纪后，法国陆续建立文官管理制度。
——摘编自张慧《“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辽朝科举制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法国社会推崇科举制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制度借鉴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1896年严复《原强修订稿》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不新则国不能新。“国也者，积民而成。”因此，新国民应该要有国家思想、国家观念。“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国民应该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对于朝廷，对于外族，对于世界都应该以国家为重。同样，梁启超也把民族主义融入了他的“公德”观中。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心的中国，非一二英雄可以抵御，只有集合全民族的力量才可以救亡图存。
——周炯《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刍议》
(1)据材料一，指出严复认为当时中国强国的关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提出此主张的时代背景。(2)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梁启超的“新国民”观与严复的主张有哪些异同？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维新派“改造国民”的方式并归纳其对当时的作用。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