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1)根据材料，分析该案中李三被判“免断一次”而“押归家”的原因。(2)概括材料中该案件处理体现出的当时社会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学素有“食货之学”的传统，“食”代指生产，“货”代指流通，正史多列有《食货志》，即为经济史专篇，复写、记录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经济活动和发展脉络。以《明史》食货志为例，其条目如下：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食货二：赋役；食货三：漕运、仓库；食货四：盐法、茶法；食货五：钱钞、坑冶、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食货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
——据《明史》（1739年修成）等编写
材料二 本书的第一卷就在研究劳动生产力得到改善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出在社会各阶层与不同条件的人民之间，自然而然分配的次序；本书第二卷将说明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资本使用方式不同，所推动的劳动数量又会有何不同；自从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洲各国的政策对手工艺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有利的程度，一直优于农业这种乡村产业。本书第三卷将尝试说明这种政策的由来；在本书第四卷，我将尽可能周详解释这些不同的学说（如重商主义、殖民思想），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书第五卷，则是讨论君主或政府的收入。
——据［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出版）
(1)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与《国富论》相比中国古代“食货之学”有何特点，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2)结合材料二，说明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自北而南，陆续设立了岭北、辽阳……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征东等行政区域。起初是十一大军区，主要服务于军事控制与镇压，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它具有两重性质，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权力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为主宰……元廷因俗设立“土官”，通过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实行强制性的检括户籍、设立驿站、缴纳赋税、征调军队等。由于统治民族是来自边疆的蒙古族，他们将汉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都当作被征服地区，与中原王朝将边疆视为蛮夷之地的传统观念迥然不同。吐蕃地区比较特殊，基于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的特殊关系，元朝首次在吐蕃实行“政教合一”和宣政院统辖的制度，但阅户、缴税和驿站等依然如故，而且比后世对吐蕃的控制似乎更直接。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而做出的伟大创举。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指出元朝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制度创新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少了两件东西∶独立和民主。却多了两件东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中国革命有在农村首先胜利的可能。
——摘编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
材料二 1953—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些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郭笑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材料三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指出，14年前（即1978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当前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革命道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3)材料三中的“新的革命”和“新经济体制”分别指什么？
材料一 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公司组织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特许公司开始出现。起初特许公司是垄断本城与附近城市间某项经营的商人之间的组织，后来它们获得国王的特许。英国的商人冒险家协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商人冒险家的名称出现于13世纪后，指那些向欧洲大陆运销呢绒的英国人。到15世纪初，这些英国商人已按自己出身的城市组成了各个贸易联合会，为减少各城市联合会间的竞争，他们一致对外。1407年，在尼德兰经营的商人组织起来，并从英国国王那里得到特许证。1496年，亨利七世出于外交需要，授权伦敦的商人冒险家组织成立全国性的商人冒险家公司，加入公司的商人独立经营，但公司给船只发执照、确定运费、决定船队出航时间。为防备北海海盗，公司请政府舰队护航，费用来自对来往货物的征税。公司的工作还包括制订共同政策，采取措施保证最有利的贸易条件。在与国内外对手竞争中需要政府支持时，他们就与政府协商。
——摘编自王加丰《中世纪中后期西欧贸易手段的创新与发展》
材料二 16世纪至18世纪，殖民公司是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的最重要的组织。如英国和法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它们在印度的一个个“商站”也是需要设防的。而且这种情况到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这些公司着手发动全面征服印度的战争。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支持下发动普拉西战役，占领孟加拉，开始了把庞大的印度变为殖民地的过程。1757-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战胜了在印度的法国人。1765年通过的一项条约规定孟加拉由从英国派出的总督管理，英国从此正式控制了孟加拉，这意味着公司的贸易工作与政府外派的殖民行政官员的职责出现某种分离。此后几十年间，英国逐渐征服整个印度，英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直接介入了印度事务。19世纪中期，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摘编自王加丰《西方历史上的特许公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世纪后期英国特许公司经营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6-18世纪英国特许(殖民)公司的发展。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西欧特许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 太史伯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 孔假 |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 孔子 | 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
| 孟子 |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 晏子 | 和，如羹焉。水、火、醯(醋)、醯(酱)、盐、梅，以烹鱼肉 |
——引自《国语》《论语》《孟子》《中庸》《左传》
材料二 南宋思想家杨简在初见陆九渊时间，人的“本心”(禅学用语)如何?陆九渊援引了《孟子》中论到善之四端的一段：“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杨简说，他从孩提时代便已学过这一段，却始终不明白人的本心何所指。杨简时任富阳主簿，在谈话中间还要出去处理一桩诉讼案，然后回来又与陆九渊继续谈话。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知道怎样判断是非，这便是你的本心。杨简问：仅止于此吗?陆九渊大声回答说：你还要什么?杨简就此顿悟，由此成为陆九渊的弟子。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三 主权与治权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可以行使治权。因此，像管治内地省市那样管治香港，是完全符合主权原则和国际惯例的。但中央政府把香港设立为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出的政治决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区域性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独特的营商环境、法治规则和国际联系，是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不具备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香港以其独特的优势，助力国家发展，弥补国家短板，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香港继续繁荣稳定，也可以令香港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谓利国利港，一举两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华文化中“和”思想的内涵，指出其对中国人的影响。
(2)阅读材料二，指出陆九渊学说的名称并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中华文化的特点。结合佛教传入并影响中国的相关史实，说明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得以不断发展。
(3)根据材料一二三，指出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依据及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这四次改革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在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意识的情况下，逐步实施的。然而，这些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戴鞍钢《晚清史》和黄治军《大清灭亡启示录》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四次变革尝试分别指什么？结合所学，从背景和失败原因的角度归纳四次变革的共同特点。
材料二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新变化出现的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