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二战后，相继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有三种(如表)，三种发展道路从结果来看都不尽如人意。
| 资本主义道路 | 布隆迪、尼日利亚等国独立后继续保持与宗主国的经济联系，复制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这些国家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对外资依赖性强，出口品种单一。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非洲，积极援助拉拢这些国家，这加剧了这些国家对西方援助的依赖。 |
| 非资本主义 道路 | 一些国家一开始主张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但在苏联的影响下，逐渐奉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把前宗主国企业收归国有；限制私人经济的发展，几乎剔除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些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但由于资金、技术、管理人员有限往往造成开工不足，效率底下。 |
| 村社社会主义道路 | 加纳、坦桑尼亚一些政治家认为，非洲传统村社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应利用当前时代的物质成就促使非洲古老传统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重新复活并发扬广大。这些国家实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抑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率下降。 |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非洲三种发展模式“从结果来看，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谈一谈非洲现代化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明末清初时期，大量的西方耶稣会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合作，将西方的宗教和自然科学典籍翻译成中文，并将中国一些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在当时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双向的文化交流之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引入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指导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良好的典范。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却因缺少社会动力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材料二 晚清时期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使翻译的社会性功能得以凸显。由于特定的社会需求，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在晚清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此，清政府专门建立了一批翻译出版机构，改变了以往只有西方教会翻译出版西学图书的局面。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晚清翻译活动开始承担起启蒙国人思想的重任，翻译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科技翻译扩展到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被推到了思想启蒙的前沿。维新派创立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相继刊载了《卢梭学案》等文章，留日学生也通过创办刊物翻译宣传革命主张，使得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依据。
——以上材料均摘自王军平《晚清翻译社会功能实现的渐进过程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次翻译活动的不同。(2)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请你任选一个中国翻译出现的高潮时期，结合史实，谈一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材料一 冷战期间美苏的粮食贸易始于1963年10月。尼克松上台之后推行对苏缓和，美国对苏粮食出口量得到大规模提升。除了卡特政府期间短暂的中断外，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一直延续至苏联解体。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对苏联的粮食外交中采用“联系战略”，将经济议程与其它议程联系起来，通过相互“挂钩”的方式以绑定经济交易和政治交易。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成就了苏攻美守的冷战对峙格局，为苏联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但同时掩盖了苏联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并形成了苏联经济单一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模式。至1984年时，能源出口的收入已经占到了苏联外汇收入的54.4%。之后苏联的外汇甚至有三分之二要依靠向西方国家出售石油；而与此同时，粮食已经占到苏联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一。“石油—外汇—粮食”构成了苏联粮食贸易的脆弱链条，而苏联对粮食进口的极度依赖，又必将威胁苏联的国本。
材料二 1985年8月，里根政府实施了“逆向石油冲击”战略，迫使中东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猛然将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这导致国际油价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从每桶三十美元跌至每桶十二美元。苏联短期内损失了一百亿美元的硬通货，并忍受着油价每下跌一美元就要损失五至十亿美元的绝境。然而此时苏联来不及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损失，1988年苏联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苏联也没有其它可以替代石油的外贸产品了。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苏联不得不向西方求援以获得粮食援助和贷款，以至于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满足西方的附加条件，最终走向了改革失控和解体。
——摘编自《冷战中后期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外交与美苏博弈》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全面战略博弈的主要做法。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苏联对美经济博弈失利的历史原因，并谈一谈美苏经济博弈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一 历中首详各省节气时刻及昼夜长短诸例，天之道也；次列八卦方位二十四山、九宫紫白诸局，地之道也；中列十二月七十二候等类，时之道也；内复备人事之趋避（包括“御用六十七事”及“民用三十七事”）、吉凶之向背，人之道也。……顺之者昌，违之者殃。
——据清代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雍正元年）
材料二 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破除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值、宜忌等项，悉数删除，而以天文图说代之。
吾国近数年来讲求新政，亦仿用七日休息之例，而每过七日谓之“星期”而休息一日，而星期以次各日则谓之星期一、星期二等日，夫所以遇七日休息者，盖欲与世界大同，……而与环球各国亦不至彼此参差。
——据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二年历书》
材料三 采用阳历的好处：“可以增进人民国家观念。”“历本一日不统一，时间经济之进行，即有一日之妨碍。”
——据于长缨《阴阳历在经济上之价值》（1923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历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政府改旧历行新历的背景及目的。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视角谈谈你对民国历法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不断从欧洲吸收文化营养，将欧洲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而土著在竭力维护、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滋润，孕育、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新型文化。
——摘编自[美]赫顿·韦伯斯特《拉丁美洲史》上)
材料二：参加反法同盟的欧洲各国君主们担心法国革命引起本国革命，因此设法扑灭法国革命以期恢复旧有的欧洲大陆封建统治秩序。拿破仑政权则通过战争革命的方式来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巩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将一部分南部斯拉夫人集结在一起，希望他们恢复政治独立。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废除允许各省自主特权的封建制度，代之以行政集权，创造了发展政治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可以算是几个现代民族的缔造者之一。
——摘编自许丹《论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欧洲人的殖民活动对拉丁美洲文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拿破仑战争在欧洲政治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欧洲鼠疫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鼠疫防治的认识。
材料一 随着革命情绪高涨和革命成果的积累，发动群众、公开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新的目标。截至1929年底，在中央苏区建立各级政权500个，其中区级苏维埃政权50余个，乡级苏维埃政权400多个。不仅如此，相关基层政权的法律法规也建立完善，如《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等。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各地的城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雏形，从而改变了以往基层政权较为分散和无序的状态。这些基层政权承担的职能涵盖了生产发展、群众动员、政治宣传、社会协调等，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各个抗战力量，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对原有的基层政权进行改造。在各级政权中，中共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人士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941年5月，明确以“三三制”作为政权建设基础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颁布。这次基层政权的变更，寓意着动员群体的扩大和动员制度的修缮，群体的多样化带来利益需求的多样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丹妮、黄颜飞《从动员到整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演进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央苏区基层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基层治理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北宋朝廷认为官廪“九年之蓄”，不仅能“遇凶荒赈发济民”，而且可使“西（夏）夷北（辽）边，望而不敢近”。虽然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但由于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和隐匿田产，官廪粮储常仅占总储量25%左右。除截拨漕粮、仓储赈粜、丰粮区“和籴”等救济手段，北宋朝廷秉承“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宽”原则，也以较高粮价承诺和减免流通税，劝诱商人依托运河网络，长距离贩粮至缺粮区。此外，相较北方从东南转运官粮为主的流通方式，长江以南的民间商品粮流通现象更为普遍。
——摘编自姜锡东、季发玲《北宋粮食储备与流通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等
材料二 邓小平曾指出：“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提倡科学种田，实行良种培育、土壤培肥、农业机械化等措施，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实物和产能、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粮食储备机制；坚持“立足国内、全球供应”，允许外国粮食适度进口的同时，也鼓励中国粮食企业深化国际合作。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粮食年均增产158.3亿斤，用全球9%的耕地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
——摘编自韩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北宋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新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综合上述材料，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谈谈你对“贯通起来”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