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以防御为本。中国古代总体上认为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防胜于攻，文胜于武。孔子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强调用文德的手段……贞观之初有上书者劝告唐太宗“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唐太宗则说：“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因而他认为魏征的修文以治国，安“中国”以服四夷的办法是上策。

——摘编自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

材料二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

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以商道为运道，以商舟为运舟，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

——摘编自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国家最高原则和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强调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同时，不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安全，要通过和平方式寻求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发展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从而把维护中国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只有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国家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

——摘编自车跃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材料一   商人团体的兴起是明清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地缘关系组合而成的商帮和以业缘关系组合而成的行会等组织具有很多的经济功能。明清时期的商人组织承担着市场交易中所需的信用与保证功能，并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商人组织还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信息网络，收集市场价格、政府政策等信息并由此获利。一些商人组织规定，会员间及会员与其它商人组织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董事仲裁；如遇重大事情，便召集全体会员来共同评判，给出的处理意见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当时的商人组织在同政府的博弈中通过同盟抵制和抗争等手段，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摘编自杨海滨、杜佳《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等

材料二   商会是清末新政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社团。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后来逐渐形成了总会、分会与会所的三级组织体制。据统计，苏州商务总会的首届会员多达40个行帮1056户：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入会者有32行581家。商会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商部规定：“如遇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会的内部构造一般由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处于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主要是新式企业代表。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稗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筒法。”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石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深衣属于汉服，国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故谓之深衣”，后成为儒生的专有服饰。南宋理学家朱惠曾设计一种礼服，称为“朱子深衣”。朱子深衣的每个细节都融入了儒家礼仪教化的理念。该礼服的上衣为四幅（布），代表一年有四季，下裳为六幅，破为十ニ，即由十ニ片布组成，代表一年有十ニ个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状以应方，代表做人要规矩；后背处一条中缝从颈根到脚踝垂直而下，代表做人要正直。

——据《朱子家礼》等

材料三1912年孙中山提出要设计既体现命精神又符合审美需求的新式服装，这就是后来的中山装。中山装是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服装又区别于西服的新式服装。中山装体现出平民的实用风格，在继承传统理念的基础上也寓意三民主义等新观念：前衣襟有五粒纽扣，代表“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三粒袖扣，表示“三民主义”。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宪法体制和三民主义在服装上得到了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的象征符号。孙中山带头穿中山装，国人竟相效法。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风靡一时。

——摘编自陈蕴菡《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材料四 建筑室内空间的顶棚，藻井通常只用在宫殿。唐代“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建筑平画作对称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的作。也显“中为应之谓，盾为经久不渝之建筑“以天为遵”并“致中和】更地马，万物育焉。”

——据尹晖《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等整理

材料一：“行仁政与王，莫之能御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材料二：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五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名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律制度，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四   “到2035年，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中共十九大报告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如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一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材料三   国学大师钱玄同主张“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言。“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钱玄同

材料一   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

——萧一山《清代通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

材料二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

材料三   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摘自《梦蕉亭杂记》

材料四   伯兄（指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康广仁《致易—（何树龄）书》

材料五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为现代国家的建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以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从现代化的进程看，都与戊戌变法有着历史的连续性。

——《回顾戊戌重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