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希腊人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古希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大殖民运动“使希腊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化为商品货币经济”，希腊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工商立国的道路。工商立国不仅使人的实践潜能和认识潜能得到发挥，造成了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皆不易满足的心理和不断向外拓展的意向，也使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竞争冒险、求真求知的精神。这种意识使人们能够摆脱外在的羁绊，在内在需要的驱动下实现人本身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探讨人、尊重人的思潮。

——摘编自王永本《古希腊的人本思想》

材料二   在苏萨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亲自带头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结了婚。许多马其顿的将领也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同日参加婚礼的竟达一万对之多。后人称这一行动为“欧亚联姻”，而且整个婚礼是按照波斯人的传统习俗进行的。在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郑重宣布：与亚洲女子结婚的马其顿人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亲自馈赠给他们许多礼物以示鼓励。

——摘编自傅利华《略评亚历山大东征》

材料三   在印度西北部，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印度的佛教精神相结合，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基础。在阿姆河畔，屹立着希腊式的城市。城中的神庙既有宙斯的巨像，也有当地的神祇。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俾提尼亚和亚美尼亚的当地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在宫廷中使用希腊语、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人、马其顿人君主国的国王同列。

——摘编自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材料一   明朝修筑长城，“控制山谷，扼守高地”“立烽堠，实兵马，辟灌莽，广屯田”。北方各族“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明统治者认为：“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后明政府在大同、宁夏、延绥等地设立马市。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互相依存与交往。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工关塞所隔绝不了的。即使在战争期间，通过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1939年，春夏之交，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国民党爱国将领马鸿宾所率81军，多次打退日军在绥西的进犯，取得绥西抗战的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马鸿宾在军兵训练班中培养的回汉青年军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汉团结成为英勇的宁夏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有力保证。

——周靖程《民国时期宁夏政治史研究》

材料三

——王巍《中共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研究——以建国前后宁夏为例》

材料四   1996年5月，福建与宁夏建立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关系。在22年间，十批干部援宁。据统计，目前仅福建省第十批援宁工作队就已实施特色产业帮扶项目97个，带动贫困人口脱贫4321人。借助阑宁协作的巨大推力，不少福建企业进驻到宁夏闽宁镇，不仅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更带动了当地葡萄种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等几大产业。22年间福建省参与对口帮扶的市县区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先后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6.2亿元，帮助宁夏盐池、海原、彭阳等十个对口帮扶县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培育壮大了种植养殖、电子商务、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一批区域特色产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22年闽宁协作改变了啥》2018年7月19日

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材料一   哥伦布执意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中，他的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开拓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前，世界上许多航海家已经进行了远距离航行，如迪亚士绕非洲西海岸航行。在哥伦布远航之后，还有达·伽马沿非洲海岸航行。

——摘编自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

材料二   1992年春，据造船部门专家估算，中国自建破冰船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累计花费可达3亿元到5亿元。而当时乌克兰“赫尔松”船厂正好有破冰船出售。苏联解体前，“赫尔松”船厂承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当时仍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约1750万美元。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同意，同年10月，中国与船厂签下预订协议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订金。1993年年初，这艘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雪龙”号于1994年10月开始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还在1999年承担了中国首次对北极的综合性科学考察重任。2019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一位船舶设计师表示：“未来，国家还要建设破冰能力更强的破冰船……提供更多的应急救援和极地管理功能。”

——摘编自路涛《贾根整：我与南极二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