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约抄写于秦灭六国前的秦简《法律问答》记载，里典（里正）、里老共同负责里中的户口，赋税和治安……典、老一般由乡里中年长无爵者担任。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治理》
材料二 ……县级以下的乡保是个关键人物……乡保一般按自己意愿行事，他们处于国家和社会的交汇处具有两面性。
——摘编自黄宗智《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
材料三 ……历代乡里制度，无论怎样变化，都声称遵从《周礼》确立的乡里制度的基本原则。
——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
问题：(1)指出材料一所体现的秦乡里制度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分析材料二中乡保的“两面性”。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
材料 清帝退位后，黄兴认为政治目标已实现，“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中华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期间，孙中山专心从事实业建设，对国民党党务“一切不问，纯然放任”；黄兴则积极为国民党争取选票，并认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黄兴主张“法律讨袁”，反对起兵，孙中山“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后袁世凯欲武力镇压革命党，黄兴与孙中山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发动式力革命，黄兴主张积蓄力量，循序渐进地反对袁世凯。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民国建立后黄兴和孙中山政治主张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民国建立后黄兴和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及其后果。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 A．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 B．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C．促进科学技术人才流动 | D．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料角度分别概括《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唐书》的编修原因及其编纂原则。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折孔子“乐教”思想的影响。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 A．表明了封君封臣之间的关系 | B．概括了西欧封建庄园的特征 |
| C．呈现了王权逐步加强的趋势 | D．说明了城市自治产生的前提 |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培养儿童的途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心目中“好孩子”形象确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