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鸿生是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同业合并意识并成功付诸实践的企业家。他在1927年到欧美各国游历时深感其同业联合之发达，便力图仿效，组建行业托拉斯。1930年，在面对国际火柴托拉斯瑞典火柴公司摧毁性竞争之下，刘鸿生成功促成江浙实力最强的鸿生、中华、荧昌三家火柴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到1930年，该公司火柴产额占全国火柴产额的26.13%。1930年11月，瑞典火柴公司也被迫与其达成共同协定售价和销额的妥协。
——摘编自江满情《论刘鸿生的同业合并思想及其实践》
材料二 1978年，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两权分离”。1986年，国务院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4年开始试点。
——摘编自陈清泰主编《重塑企业制度：30年企业制度变迁》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中华火柴公司实行“同业合并”的原因。(2)据材料二，概括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中国近现代企业改革一“合”一“分”产生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表现。(2)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江南市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1896年严复《原强修订稿》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不新则国不能新。“国也者，积民而成。”因此，新国民应该要有国家思想、国家观念。“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国民应该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对于个人，对于朝廷，对于外族，对于世界都应该以国家为重。同样，梁启超也把民族主义融入了他的“公德”观中。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心的中国，非一二英雄可以抵御，只有集合全民族的力量才可以救亡图存。
——周炯《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刍议》
(1)据材料一，指出严复认为当时中国强国的关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提出此主张的时代背景。(2)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梁启超的“新国民”观与严复的主张有哪些异同？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维新派“改造国民”的方式并归纳其对当时的作用。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电车初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电车乘坐率低的原因，实质上反映了什么矛盾。
材料一 维新派在新建新式学堂之外，还对旧时书院进行改造，将其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当中，在合理利用原有的教育资源的同时，将维新思想广泛传播。政府兴办学堂经费不足时，便鼓励官员以捐助和民间集股的方式办学，“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为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质，维新派还掀起了办报馆、译西文、创学会、建社团的文化革命运动，向社会推广西学以促进整个教育改革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郭田田《戊戌变法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西方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杂志社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1)据材料一，概括维新变法的教育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进步作用。(2)据材料二，归纳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特点的成因。
材料一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所领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等到自强、变法、暴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颜德如《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故能领导人民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据材料一、概括四种“救国救民的方案”的实践活动及各自主要主张，并归纳这些方案所体现的共同的时代主题。(2)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归纳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材料
时期 | 内容 |
| 1853年~1861年 | 政府发行了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户部官票”和以制钱为单位的钱票“大清宝钞”。在发行银票的同时也铸造了以一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的铜制大钱和以一当一、当五、当十的铁钱。 |
| 1912年~1927年 | 民国政府在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法律层面确定了中国使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规定以一元银币为本位币主币，条例同时对国币的最后支付手段和无限法偿资格进行了确证，将新铸造银元规定为国内贸易活动的最终交易手段。 |
1927年~1937年 | 1933年3月3日立法院通过《银本位铸造条例》。不仅在法律上对银两的流通给予禁止而且对日常收付和交易的流通中银两的使用也进行了彻底的废止。自此，全国性的废两改元正式开始推进。 |
财政部在1935年11月3日发布《施行法币布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居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 |
——摘编自刘斌《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变迁述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三个时期货币改革的时代背景。
(2)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货币改革的主要因素及货币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在宋代官吏的差遣中，完全是论资排辈，因此许多官吏是“安然而莫有为”。王安石主持变法以来，尽量使官员能专于一门，精于一行，并以“治状优异”、“职务粗治”、“临事弛慢”作为考课官吏的三等标准。凡政绩优异者，则提拔增秩；凡庸碌无才者，则降资惩罚。王安石还从中小官员中提拔了一批勇于有为、志于改革的官员到上层机构中来，甚至还将精通商业管理的平民魏继宗破格选拔到“市易司”中专门从事商业管理工作，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在王安石的多次建议下，宋廷制定了吏禄条法，在增加八、九品官员俸禄的同时，陆续对各级官府的胥吏实行赋禄制度，使这些低级官吏直接得到改革的好处，成为变法的积极支持和执行者。
——摘编自李华瑞等《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
材料二 万历元年，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考成法以《大明会典》中的有关条文为依据，要求各级官吏遵循其中明的旧幸。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衙门对于转来的各类文书，都要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建立文薄存照，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长期积欠不实行的，随即举劾，考成法实行后，出现了“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崭新局面。同时，张居正对于违犯法律的豪右不肯稍加宽贷，即使谤议四起，张居正也不为所动，终于使他们开始了解法律的威严。张居正掌握了举荐人才的大权之后，坚持以功实为准的原则，不为虚名、资格所限。他所选用的王崇古、方逢时等人，在任职期间都颇有建树，为推行其改革措施立下了汗马之劳。
——摘编自晁中辰等《中国改革通史·明卷》
(1)据材料一，概括王安石政治改革的主要举措。(2)据材料二，归纳张居正政治改革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与张居正政治改革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中国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上，国外学者较为完整客观地展现中国抗日战争历程的论著很难见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学界在讨论战时中美关系问题时，较多地是强调中国的受援国身份。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视角，即中国抗日战场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正面战场。20世纪90年代，英美学者在其二战通史、军事史等著作以及专题会议论文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客观实际没有应有的阐述，谈到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也是以太平洋战场为主。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英美俄等国的学者撰文，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贡献，呼吁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摘编自韩永利《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研究述评》
材料二 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据材料一、概括不同时期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2)据材料二、归纳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抗战胜利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县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文物之邦”，具有深厚的人文沃土。而麻溪姚氏则“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积累了家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激励着一代代后人。姚莹出生时家境已衰落，因此早年生活磨难多多。6岁入学，师从方兰荪先生。8岁起，师从族兄姚维藩，姚维藩曾从姚鼐受古文学，且具经世致用思想。姚莹母亲口授《诗》、《礼》二经，还经常讲述里中和姚氏先人史事懿行，引导其兄弟励志，以不坠“先业”。14岁的姚莹“已好为诗歌”。“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泛览汉魏至当代作者著述，“诵古人之言，求古人之义”，而“略知为人”。
——摘编自施立业《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姚莹卷》
材料二 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担任台湾道，领导台湾人民击败英国的进攻。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搜集外国书籍。鸦片战争后，更注意寻求抵抗外国侵略的办法。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首先需要知道敌人的虚实。书生眼光短浅，不勤远略，对海外夷势夷情，平日不肯讲求，一旦外国猝然来攻，惊若鬼神。这种拘迂之见，误尽天下国家大事。他对英、法、俄等国的情况，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英国在吞并印度之后，早已蓄谋窥伺中国的西藏，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和边疆地区的防务。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1)据材料一，概括影响少年姚莹人格形成的有利因素，并说明其所起的浸润作用。
(2)据材料二，归纳姚莹挽救危局的应对之道，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