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黔东北深山高寒地区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难以生长，山民的生存难以获得保障，明政府采取“移民就宽乡”政策，进一步加重了黔地的人口压力。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相继传入我国，这些作物具有耐瘠、耐旱等特性，使贫瘠土地和高坡山地成为了可利用的耕地。山民们种植的高产作物或被加工为各种干粮以作备荒之用，或被加工磨制成可供食用的淀粉，或被制成喂养牲畜的饲料，在保障了日常的粮食需求后，山民也会余留部分用于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摘编自李锦伟等《明清时期高产作物的引进对西南山区的影响—以黔东北地区为例》

材料二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材料一   秦汉时，乡官制基本确立。“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游徼徼循禁贼盗”。唐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已有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的趋势。此时，民间“耆老”替代了秦汉以来的“三老”。宋时，乡里制或乡团里制也由保甲制所取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掌控于户长、里正、耆长之手，然“保”“甲”地位日益隆升，导致基层社会的自然状态由此丧失，基层社会权力任凭官吏驱使，已沦为“皇权”的附庸。

——摘编自高福顺《古代“乡绅之治”开启基层治理密码》

材料二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晚清与民国政府都试图在基层设置乡镇等正式的国家机构。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旧有的乡绅、宗族等地方精英打着地方自治的名号进入官僚体制，并且在失去了科举制赋予的国家功名制约后，开始逐渐向土豪劣绅转变，凭借国家的名义大肆掠夺乡村财富。“乡村的实际统治权为各种各样的传统力量所执掌，由此形成新型的（也是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与旧式（却是实质上的）乡村统治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汲取与强制能力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摘编自候绪杰《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定位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