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结束后，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仰已经衰落，但以福泽谕吉（1835—1901）为代表的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仍然坚定地信仰“进步”这一观念。这一信仰也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负面结论：颓废和落伍的反面教材；是日本实现脱亚入欧的桥梁。福泽谕吉因此认为，日本实现开化的源泉在于西方。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促使日本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感的公民。福泽谕吉偶尔也提倡男女平等，但是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地位在于家庭。他认为不可赋予政府过多权力。由于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他不出任任何政府职务，致力于著述、办报、办学。在福泽谕吉看来，独立自主之于国家和个人，后者才是前提与基础，而个人的独立自由将会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主。

——摘编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日本文明史》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政治追求。各边疆少数民族也都普遍认同“统一”的政治观念，汉代的匈奴说自己的祖先是“夏后氏之苗裔”，唐代西域的突厥政权自称“桃花石”（即中国）。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东方封贡体制和宗藩观念。

——摘编自底蕴《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举。他建造福州船政局，注重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技工，强化东南沿海水师，十分重视沿海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备。在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他力主援越抗法，希望打破法国侵吞我国资源的企图。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宣称“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目的是保卫国家任何一寸领土，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

——摘编自李风《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唐代借债人可以通过宅舍、田地甚至是牛羊、粮食等进行质押借贷。此外，借债人还可以通过保证人担保的方式借贷。唐代政府规定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如果利息超过本金后再计息索债，或者计复利（民间称“驴打滚利”），则政府不予承认和保护。《唐律疏议》对于借款违约的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唐代政府禁止郡县官僚私人放贷，天宝九年（750年）政府下令；如郡县官僚放贷取利则先予免职，放贷所获收益收归政府；禁止家庭成员私自抵押家产借款以及向入境少数民族放贷。

——摘编自李莹、张兴胜《唐代的民间借贷》

材料二   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比如在灾荒之年，政府一般不进行放贷，而是通过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针对民间借贷行为中的高利贷、违法借贷行为，宋代政府则不断规范并进行限制打压。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商人、手工业者从事借贷活动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宋代有“京债”一说，指的是官员被任命后，在京师置办行装、支付旅费等借贷活动。还有部分退职官员由于俸禄降低，只好典当衣物、租借耕牛，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摘编自杨瑞璟《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