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实现了新的统一。秦王朝在国家治理形式上采取中央集权模式，改变旧的世袭分权导致的分治状态，从制度层面强化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和文化意识。秦汉时期是倡导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的成熟期，统一被视为天之经地之义，所以汉初董仲舒鲜明地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当初（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很容易6地用来为香港问题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抚港人方面取得成功，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一国两制"使香港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保留了另一种制度。

——摘引自【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