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雷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镇在宋代的变化，并指出其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相比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唐都长安在当时的地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各举一例唐朝史实予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结合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谈科技创新在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1822—1823年，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它们（美洲地区）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的损害妥协”。这就是著名的“门罗宣言”。
——摘编自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等
材料二 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及美国对亚洲“友邦”的政策时说：“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以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尼克松进一步指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为此他提出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1971年7月，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世界存在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不再处于完全占支配的地位，必须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这些都扩充了“尼克松主义”的内涵。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指出门罗宣言发表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涵，并结合所学，简要归纳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之下的美国对外战略应对。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一句话概括门罗宣言和尼克松主义所体现的实质。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著有《风俗论》赞誉中国“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法国重农学派魁奈更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派，把文人奉为贵族”。一直到 1855年，英国期刊文献和议会辩论中，仍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罗马帝国）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有更多社会群体享有“竞争（文官）的自由”，且“没有操纵的提名，也没有可耻的党争”，有的是“（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
——摘编自[英]汤因比等《展望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官制度》
材料二 李鸿章在1864年就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建议“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需专设一科取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光绪二十四年诏令“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1905年清政府再有诏书“饬令各督抚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据[日]宫崎市定《科举史》、[美]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改编
材料三
| 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 | 读经讲经课和修身课（讲授伦理道德）只是必修课程中的两 门，但分量仍很重…… |
| 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颁布 | 取消读经讲经课 |
| 壬戌学制1915年开始酝酿，1922年颁布 | 修身课改为公民课 |
——根据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编辑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述相关西方人士推崇科举制度的原因，论证科举制所具有的“（封建社会）平民政治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政府在选拔和培养人才方面的新举措。结合所学，基于政治、文化角度，归纳影响近代科举制命运的外部因素。
(3)根据材料三，指出民国时期课程设置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这种变化在思想层面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尼古拉街区位于柏林城中心的施普雷河北岸，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街区之一。二战中该街区遭到轰炸，除个别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悉数化为废墟。
1970年代，东德当局对尼古拉街区的历史建筑进行“保存和重建”。最终，该街区被设计成为一个步行休闲区，以现代风格和手段表达传统德国旧城的风貌，使这一在战争中变成废墟的街区在柏林市民及游客心目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德国众多战后重建方案中的一朵奇葩。
——丘博文张慧《拆除还是改造？欧洲历史城区保护的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逐渐成为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由此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独特城市风貌。《辛丑条约》签订后，海河两岸共开辟了八国租界，各租界当局竞相大肆建设具有本国风格的建筑。此外，清廷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总长、督军，还有一些巨商富贾、名流红角，他们都把天津视为建立“小公馆”和别墅的理想地点。天津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
2002年，天津对意大利风情街启动保护性开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街区内历史建筑全面整修。同时，发挥这一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功能，将其作为城市风情旅游的重点项目精心规划；2005年，天津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13年起，将五大道等6个历史风貌建筑较为集中、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区域确认为首批风貌建筑保护区。
——刘茜陈建强《天津：唤醒历史文化街区的生命活力》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列举柏林尼古拉街区所见证的历史，概括该街区重建的经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天津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的历史原因，归纳天津街区改造的特点。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域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西塞罗和谐思想的相同点，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