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启蒙时期批判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以个人主义批判礼教之宗法主义家族伦理。陈独秀倡言“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中国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李大钊也将家族制度归为摧折个性的“万恶之源”。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旧伦理束缚和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家庭婚姻秩序和伦理秩序，《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最早颁布的重大法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得到大发展，家庭结构与功能逐渐“小型化”：其一指家庭结构、规模逐渐由繁变简、由大变小；其二指家庭职能逐渐由多变少。 由此引起了夫妻、亲子等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化。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亲子关系转移到夫妻关系，家庭的关注重心开始由长者下沉到年轻人和儿童身上。
——摘编自赵庆杰、王利华《近现代中国社会家庭的伦理解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现代家庭伦理关系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尼古拉街区位于柏林城中心的施普雷河北岸，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街区之一。二战中该街区遭到轰炸，除个别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悉数化为废墟。
1970年代，东德当局对尼古拉街区的历史建筑进行“保存和重建”。最终，该街区被设计成为一个步行休闲区，以现代风格和手段表达传统德国旧城的风貌，使这一在战争中变成废墟的街区在柏林市民及游客心目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德国众多战后重建方案中的一朵奇葩。
——丘博文张慧《拆除还是改造？欧洲历史城区保护的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逐渐成为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由此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独特城市风貌。《辛丑条约》签订后，海河两岸共开辟了八国租界，各租界当局竞相大肆建设具有本国风格的建筑。此外，清廷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总长、督军，还有一些巨商富贾、名流红角，他们都把天津视为建立“小公馆”和别墅的理想地点。天津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
2002年，天津对意大利风情街启动保护性开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街区内历史建筑全面整修。同时，发挥这一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功能，将其作为城市风情旅游的重点项目精心规划；2005年，天津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13年起，将五大道等6个历史风貌建筑较为集中、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区域确认为首批风貌建筑保护区。
——刘茜陈建强《天津：唤醒历史文化街区的生命活力》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列举柏林尼古拉街区所见证的历史，概括该街区重建的经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天津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的历史原因，归纳天津街区改造的特点。
材料一 张謇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他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他在回顾办学历程时说：“因南通棉产著名，首先创设大生纱厂”，“纺纱需棉，须产棉地，乃创立通海垦牧公司。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又创立农业学校，此校在省立农校之前；纺纱需专门人才，又设立纺织学校，此校为全国仅有”。他还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
——摘编自程绍珍《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职业教育在人民期盼中、社会诉求中发展而来。需要宣传反封建的文艺人员，就设立高尔基戏剧学校；需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设立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持筹握算的会计人员，就设立财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工会承担、合资入股、个人捐助等方式。党与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为教学创造条件。红军大学就地取材，自来水是从高处用竹筒把水引过来，住房是利用大树的树杈建造；医学学校门板当黑板，沙盘和木笔作为纸和笔，学校还借用民间桌凳做课桌，学生使用的教材均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编写油印。
——摘编自孟京奥、雷前虎《中国共产党发展职业教育的苏区探索》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高等职业教育建设迈上法制化轨道。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从2000—2018年，高职学校数从442所增加至1418所；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数从100．9万人增长到1133．7万人；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从8．7万人激增到49．8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摘编自宋乃庆、郑智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张謇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唐都长安在当时的地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各举一例唐朝史实予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结合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谈科技创新在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哥伦布执意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中，他的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开拓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前，世界上许多航海家已经进行了远距离航行，如迪亚士绕非洲西海岸航行。在哥伦布远航之后，还有达·伽马沿非洲海岸航行。
——摘编自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
材料二 1992年春，据造船部门专家估算，中国自建破冰船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累计花费可达3亿元到5亿元。而当时乌克兰“赫尔松”船厂正好有破冰船出售。苏联解体前，“赫尔松”船厂承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当时仍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约1750万美元。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同意，同年10月，中国与船厂签下预订协议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订金。1993年年初，这艘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雪龙”号于1994年10月开始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还在1999年承担了中国首次对北极的综合性科学考察重任。2019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一位船舶设计师表示：“未来，国家还要建设破冰能力更强的破冰船……提供更多的应急救援和极地管理功能。”
——摘编自路涛《贾根整：我与南极二十年》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伦布开展海上新航路探索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归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极地探索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国开展极地探索的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人类海洋探索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域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西塞罗和谐思想的相同点，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