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停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和上海采取不同方式引进外资的原因，并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17、18世纪兴起“中国热”，欧洲人在中国出口的瓷器、丝绸和漆器中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国人过着优雅安逸的生活。历史上和传统上与欧洲联系密切的美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华人赴美以求生计。此时美国漫画中的华人形象是勤恳工作、老实本分且认真学习语言和文化。自从加州金矿减产以及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完成，不少美国人认为华工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具有排外传统的美国社会开始产生了排华情绪，甚至美国政府也出台了《排华法案》，美国期刊中的华人形象漫画在风格与内容上发生了巨大转变，漫画家塑造的华人是饱受欺辱的弱者形象，部分还受到了严重的丑化和歪曲。
——摘编自李艳《十九世纪美国刊物漫画中的华人形象》
材料二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伴随着苏区革命斗争而产生，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红色漫画创作以服务政治为中心，大量苏区漫画宣传阶级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唤醒工农阶级意识。红色漫画渊源于苏区斗争实践，是苏区军民生活和革命战争的忠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它的创作主体是工农大众，风趣幽默、朴实自然的漫画艺术，为工农大众所喜爱，也易于传播。闽赣交界的中央苏区正是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因此苏区漫画交融着红色文化和客家文化，红色漫画常常配有当地歌谣，更容易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具有高超的宣传效能。
——摘编自刘菊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基本特征论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九世纪美国刊物漫画中华人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基本特征，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下图是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路线示意图
材料二：大帆船贸易中最主要的“丝银贸易”，使中国的丝织品进入美洲，而白银流向中国。许多西班牙官员在观察这一贸易时，并不关心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在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商品，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运来的是自己国家的糟粕，他们的视线只集中在金钱本身。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财富就是金银。只要金钱的本体流向国外，就是西班牙的损失。当时，流出的白银大多会留在中国，因此，中国被视为欧洲和亚洲白银的中心。西班牙人认为白银等贵金属外流，也将间接在军事上对西班牙造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国内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迫使王室不得不进行干预。
——摘编自韩琦，张昀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垄断体制的建立及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西班牙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态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以上两个时期亚欧之间贸易的相同点。
材料 隋唐统一后，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公元622年，新罗遣使入唐。唐高祖亲自慰问新罗使者，并派庾文素出使新罗。从此，唐与新罗保持密切来往。公元639年，善德女王开始遣子弟入唐求学，到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学习者达216人。这些留学生当中，有不少人著述颇丰，如崔致远有文集三十卷。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王金政明遣使来唐，求得唐礼一部并其他文章。公元788年仿唐科举制公布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与汉学为主要考试科目，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其标准是对汉文典籍的通晓程度和汉文的写作能力，以学问的高低和汉文熟练的程度来决定其官职。新罗人虔信佛教，纷纷入唐求法。当时长安诸寺中的新罗人较多。这些人“得法归国”后，“皆为国王之师表，佛门之领袖”。
——摘编自吴葆棠《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等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密切的背景。(2)据材料，归纳新罗学习大唐文化的主要途径。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文化东传新罗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儒家“乐”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孔子。而孔子的“乐”观念则集中体现在其弟子对其言行而进行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其中对《韶》和《武》两种音乐的观点，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三维度，从中可以大体概括出儒家“乐”观念的基本内容，有力地说明先秦儒家“乐”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编纂《六经》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乐”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孔子的毕生追求，是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达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孔子垂暮之年，发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表达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班小舒《先秦儒家“乐”的观念研究》
材料二 苏格拉底在建构理想城邦时认为，进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理想城邦守卫者的美德。音乐教育的培养方式是让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就像另一个人那样言说时”，受教育者“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守卫者需要模仿那些勇敢、明智、虔敬、自由的人。持续的模仿会让守卫者在言行与思想上形成“习惯”与“天性”。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会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快乐并培育出节制的美德。如果能够按照苏格拉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等其有了理性判断，感性和理性达成和谐从而形成完整的美德，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自愿做恶”（“不自制”）的问题。
——盛传婕《柏拉图对快乐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乐”观念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归纳苏格拉底与孔子对于“乐”观点的不同点及原因。
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黄帝认同现象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37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的原因及主要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