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材料一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的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摘自马大正《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随着改革开开放的深入,边疆治理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旨在改变边疆贫困和落后面貌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边疆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时期，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边疆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摘自周平《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