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重视维护商业活动秩序 | B．禁止民间商品交易行为 |
| C．制定法律调整人身关系 | D．规范经营拓展商业领域 |
| A．注重调整各品级官员比例 | B．官僚政治走向成熟 |
| C．皇帝加强了对朝政的控制 | D．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至元市舶则法》进行评析。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 A．炎黄共祖之说被最新考古成果否定 | B．战乱频繁客观上推动了民族间交流融合 |
| C．血缘政治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发展 | D．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根植于久远历史传统 |
| A．建文帝时期官修史著内容失实 | B．直笔成为衡量史著优劣的标准 |
| C．永乐帝重视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 D．君主个人行为影响实录的记载 |
| A．社会风气渐趋败坏 | B．社会价值观念转变 |
| C．等级秩序遭到颠覆 | D．个性自由思想萌发 |
| A．西夏比北宋更进步 | B．西夏不受儒学影响 |
| C．北宋敌视西夏政府 | D．政策影响民族交融 |
| 出处 | 传说记载内容 |
| 《白虎通德论·号》 | 神农作耕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岛之人乃知谷食 |
| 《易传·系辞下》 |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
| 《淮南子·修务训》 | 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 |
| A．证明了神农氏时期农业模式的变化 | B．体现出家国一体政治形态已形成 |
| C．表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先进 | D．折射出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 |
| A．汉口全国商业中心地位有史据 | B．武汉三镇的地理范围初步确定 |
| C．《汉阳府志》中的记载更加客观 | D．图画与文献史料可以相互印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