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宣言》面世之前，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喊着“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伦敦劳工质问着“为什么女王每天的收入是164镑17先令60便士，自己却只有两三个便士”；普鲁士纺织工人在生存线上反复挣扎……一场场工人运动，打破了欧洲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歌舞升平，于是他们怪罪共产主义，将它称为恐怖的幽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誓要为"幽灵"正名，以最接地气的语言，给工人运动以科学的指导。

——王荣堂等《世界近代史》

材料二   美国早期工人运动是在美国革命结束后开展起来的。其后的自由州与奴隶州之间的斗争经常以自由州的退让而暂时达成妥协，不具备任何社会革命的形势。美国工人的工资往往高于西欧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所进行的罢工运动、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和竞选活动都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德国移民中传播，能够影响美国工人运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和改头换面的改良主义。工业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不断在流动。在整个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工人运动一直是分散的，规模不大的，不但没有全国性行动，甚至在一个城市中也不能步调一致。尽管也发生过罢工，出现过早期的工会组织，建立过工人党，但都是短暂的，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政治要求，没有对资产者构成重大的压力。

——摘编自张友伦《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材料一1851年，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在工业发达地区，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老城镇，但城市街道曲折狭窄，城市建筑混乱无序，城市里普遍缺乏公共设施。1863年，伦敦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便捷快速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优良的港口区位优势，使得伦敦这个16世纪末的欧洲贸易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伦敦“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伦敦雾如“豌豆汤”般笼罩在伦敦上空，成为伦敦“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陆伟芳《先行者的探索：英国现代城市化》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化率历年统计数据等

材料一   孤立主义思想自美国建国以来，长期渗透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19世纪末之前可以说是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时期。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应置身于欧亚大陆冲突之外采取超然态度，减少对外干涉和援助，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它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不卷入国际事务以及集中力量于北美大陆扩张和国内建设的方针，取得了国家迅速发展的成功。但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

——据刘建飞《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等整理

材料二   20世纪初“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表明美国开始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及至一战前后，一项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传统，更多地卷入世界事务的“国际主义”政策开始提出。

以反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理念支配了整个冷战时代，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已形成一致看法，即世界已被分成两种敌对力量：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美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就必须在全球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扩张。

——摘编自孙玉娣《杜鲁门时期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

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世界各地区人民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农业，人类从攫取性经济转变为生产性经济。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开始对日月星辰的活动、气见象进行观察，积累生产经验。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以便播种、管理和收获，从事农耕和畜牧后，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存储它。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材料二   据统计，我国目前现有农作物中，至少有二三百种是来自国外。宋代以前传入我国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多为果品和蔬菜，少有粮食作物。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及粮食作物所占比重相对加大，这些美洲作物能够传入中国也得益于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或是由葡萄牙及西班牙航海者发现美洲大陆后首先将美洲作物带回欧洲后，以欧洲为跳板传入中国，或是传入中国周边地区后再传入中国，概括而言，中国与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农作物传播持续了4000余年。

——摘编自崔思明《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一般地讲，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使国际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直到二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才逐渐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国际组织大量出现，使国际法中出现了全新的关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法律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国际法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分支——国际经济法。同时，还产生了许多国际法的新分支，比如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环境保护法等。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法制观念经历的这次转变，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天赋人权”“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最终汇成一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清末修律，也为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尽管这些思想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甚至出现某些理想化的色彩，但它的提出和传播掀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序幕，更是中国法律观念现代化的先声。

——摘编自胡伟《中国法律观念近代转型初探》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以实际行动在国际法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4个“互”字、1个“共”字，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精神，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丰富和发展。港澳特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本不应具备国际法上的缔约主体资格，但为确保港澳特区的繁荣发展，《基本法》作出特殊安排，赋予特区一定的缔约权，使“一国两制”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更是对当代国际法的践行与发展。面对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领土争议的现状，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促使各国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气候行动目标，即所谓“自下而上”模式。随着多极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更为突出，2018年3月，我国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外交理念写入宪法，将影响未来世界国际法的实践。

——摘编自贾桂德《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