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诵芬（1930.2.4−），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北上沈阳维修抗美援朝战伤的飞机。
1954年起，他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1964年，他开始领导歼8飞机的气动设计工作，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1976年，他开始参与歼81型飞机的设计工作，1985年正式定型。1981年，他又担任歼81飞机的总设计师，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1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他被誉为“歼8之父”。1988年起他领导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不稳定飞机的飞行。1990年起领导高性能远景飞机的概念研究。他要求年轻人才“多读书”，“树立革命理想信念”“心中有国家”“要牢牢记住历史”。
——摘编自吴晓东《顾诵芬：心怀“国之大者”，逐梦蓝天70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诵芬对中国现代飞行技术研究的突出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顾诵芬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
材料一 与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货币需求，“中国铜钱热”由此兴起。两宋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适应了香料、象牙等零散土货的交易需要，因而蕃商“非铜钱不售”。宋廷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慷慨地向外国贡使回赐铜钱。海外诸国多通用铜钱，交趾“下令其国，（铜钱）许入不许出”，日本则将宋钱定为法定货币。各国海商“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来华贸易常夹带海量铜钱，以为镇国之宝”，导致“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的局面。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荷兰“马剑”、英国“站洋”等流通最广。有学者估测，明代输入福建的西方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9347.74万两。由于计数简单、样式精美、便于捐带，官民交易、完粮纳税、商业记账等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明末以来，福建商民乃至地方官府依外洋形制、重量、成色，仿铸银元。随着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融资日益便利，私营瓷窑、民营制糖作坊等蓬勃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中期漳州府6县仅有11个市镇，明末则发展为10县，69个市镇，“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
——据叶伟奇《钱从海上来一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福建的外国银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海外诸国“中国铜钱热”产生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明清时期福建外国银钱的特点，分析外国银钱流入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的计策，重筑都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最早基础。秦汉时苏州地广人稀，主要营建一些地方政权使用的衙署宫室。隋朝610年京口至余杭的运河南端开通，苏州自此成为江南运河的航运中心，这为此后苏州经济的迅速繁荣打下了基础。安史之乱后“天子去蜀，士多奔吴”，苏州人口直线上升，城市空间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朝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日益繁华和开放。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尚文抑武和太湖地区印刷刻书业的发达，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范仲淹首创苏州府学，知名学者辈出，习文之风盛行。明中叶以后，苏州已成为在全国占居重要地位的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大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密集，消费的奢华，文风的盛行，使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和多元，城市形态也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
自春秋建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火都涉及苏州，前期有吴越之战、苏竣叛乱和侯景之乱，中期有隋杨灭陈、唐末割据、金兵南侵、蒙古人入主和张士诚兵败，后期有清军屠城，其中不乏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经历了一次次崩溃和修复的周期性振荡过程。
——摘编自陈泳《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研究》
材料二
徐扬，苏州人，清代著名画家，曾创作一幅纸本画作《盛世滋生图》（局部），反映了清朝中期苏州商业的繁荣景象。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说明苏州城市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清时期苏州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据《清史稿·食货志》，清朝定都北京，“漕运初悉仍明旧”，顺治二年（1645）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至康熙十九年（1680），顺天府新增、退出、开垦并清查民地共计28475顷余。其中新增开垦地约占三分之一，近万顷。……康熙之后实行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禁止旗地“增租夺佃”等政策。
——摘编自《清史稿》
材料二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粮商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在北京周边省份购买粮食，而且还通过轮船招商局，往赴江浙、湖广等地购买大米，以满足京师粮食的需要。光绪二十三年（1897）京奉铁路天津至北京段——津卢铁路建成通车，以后京汉铁路、京绥铁路、津浦铁路也相继通车，北京成为全国的铁路交通枢纽。铁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全国各地粮食顺利运往北京。北京的粮食供应市场进一步扩大，即使没有南漕的接济，粮食的供应也不成问题。因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政府下令取消漕运。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漕运官署悉行裁撤，漕运制度遂告废止……清末有粮商2000家左右，民国后经兼并改组，也有1500家，从业店员工人在8000人以上。
——摘编自《近代北京的粮食供应》《北平工商业概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初解决北京粮食供应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北京粮食供应方式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 克伦威尔领导了推翻封建王朝与保卫革命成果的伟大革命运动，他所暴露的缺点与局限，正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标志，并非仅是其个人原因所造成的。克伦威尔以掠夺农民土地为方式的圈地运动，农民确为受害者,但生产的集中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各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集中的速度越快，社会发展也越快。对爱尔兰进行殖民侵略,使他的身上沾满了爱尔兰人的鲜血，但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无不要求进行殖民扩张，其政治代表往往尽力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正是英国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而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符合处于上升时期的新的生产力代表者的利益。
摘编自张庆海《关于克伦威尔的评价问题》
(1)根据材料,对克伦威尔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提炼作者评价克伦威尔的科学方法。
材料 梭伦推动的政治实践使得正义和应得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梭伦所在的雅典，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这就促使他思考维系社会秩序的正义原则究竟为何。在梭伦看来，正义的应有之义是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做到不偏不倚。于是,他一方面将政治权力更多赋予富人;另一方面则拒绝给予平民过多福利，因为平民应得的是自由和恰如其分的尊严,而不是奢望直接分得财产，财产主要还是应当依靠劳动获得。梭伦的正义论虽然引入了应得观念从而给予正义的论题更广阔的空间，却也为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论一以财产、利益或幸福的多少来界定正义一留下了余地。.
一一摘编自苟东锋《正名与正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梭伦维持正义的政治实践。
(2)根据材料,概括并简评梭伦的正义观。
材料 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同李达等优秀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大量优秀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1920年初，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了俄国名著《阶级斗争》。同年3月，陈独秀又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8月，《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后期校对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是用汉语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无论是在传播速度、流行面还是影响力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其他著作不可比拟的。之后陈独秀又邀请李汉俊翻译了《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了《社会主义史》等多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到1925年之间，陈独秀撰写了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章，并且以演讲的方式深入学界、工界为主的团体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并在演说、著作及刊物中多次强调无产阶级的问题。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呼吁广大人民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广大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民主政府，共同维护国家的独立富强。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陈独秀将《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同时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和干部力量，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又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创建了《共产党月刊》《劳动界》等刊物。
——摘编自周于兰，殷昭鲁《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陈独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路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陈独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所做的特殊贡献。
材料 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了机器制造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创办学堂的计划，并将学堂命名为“时务学堂”。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即力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到长沙之后，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此作为学堂办学原则。这个学约，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的同时，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与湖南的旧势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1898年3月，梁启超因故离开长沙，不久，熊希龄去职，时务学堂在维新运动早期的使命结束。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风气，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湖南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对近代湖南的贡献。
材料一 如表为《晋察晋日报》（《抗敌报》）每期发行份数统计表。
| 年度 | 1月 | 6月 | 12月 |
| 1937 | 1500 | ||
| 1938 | 1500 | 2500 | 6000 |
| 1939 | 7000 | 8750 | 8000 |
| 1940 | 11900 | 17200 | 3800 |
| 1941 | 5000 | 17000 | 5500 |
| 1942 | 8000 | 6000 | |
| 1943 | 800乃至数百份 | ||
| 1944 | 50000 | ||
| 1945 | 50000 | ||
——据邓拓《晋察晋日报五年来发行工作回顾》等整理
材料二 《晋察冀日报》开始主要在晋察冀核心区——北岳区的三五个县发行。自25期，扩展到平汉路东的游击区，在冀中平原得到不少读者。此后，又延伸到北岳、冀中以外的地区。1941年4月，北岳区党委对《晋察冀日报》在游击区、敌占区与敌占据点的发行作出规定：“由地委指定各该附近的县区，单独定出具体计划，并吸引游击区、敌占区士绅为‘特别订户’（自由交报费）以扩大争取其他阶层人士。”一份档案显示，河南省及各县党部曾转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1941年4月17、18日《晋察冀日报》社论的命令。
——据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
(1)根据材料一，对《晋察冀日报》发行量呈现的变化趋势做出合理的解释。
(2)根据材料二，分析《晋察冀日报》的社会作用。
材料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划分时代的一个界标，不仅如此，即使缩小到新文化运动之中，它也曾起过类似分水岭的作用。五四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五四以前"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而五四以后则“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五四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改写，应是走向"政治解决”的所谓转向。却也不限于此，学生行为方式也有不小的转折。“当五四的时候，大家东谋西划，都有一点创造的精神”；此后则“一举一动，都仿佛有一定的形式，或表现出某种‘成熟”。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改写，不仅是在运动的方向上。学生运动对社会的冲击促使新旧之争进一步白热化，昔年或只是“空洞”的口号，后日却成了运动的标识……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一个西潮冲击下的反应，还是一个更多带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从戊戌维新起中国人就在寻求根本性的改变﹐则那一系列阶段性转变﹐应是对何为文化之“根本”的认识在步步深入，最终形成一种整体文化的认知。
——摘编自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新发展的原因。
